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北京及天津等地兵变后，无政府状态为害甚大，外人也似有干涉之像，经过专使团成员几次会议讨论，全体成员一致认为，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次来京之目的，以保全垂危的之大局。” 　　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像袁世凯一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南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晚的兵变中，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譬如陆建章的执法处并没有对兵变进行干预，而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 　　更蹊跷的是，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却基本不杀人伤人，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特别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遭灾最重，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据后来的统计，乱兵们在当晚的骚乱中至少抢走300万以上的银两。 　　当时任京畿五路备补军管带的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认为这次北京兵变的主谋是袁世凯显然是高估了他的实力，事实上，袁世凯在回乡数年后，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三镇的能力，何况第三镇的军纪本就极坏。从这些乱兵的抢劫行为来看，这次兵变可能的确是因为裁减士兵军饷的传言有关。至于这个传言是怎么发出来并由谁调唆的，这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