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众多作品应时而生。王树增的这部长篇纪实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以断代史的方式集中关注1911这个特殊年份,将时代的风云际会和重要人物在转折时期的选择融为一体,着力剖析了辛亥革命曲折历史的根由原委,深刻探寻了中国人何以要不屈不挠地走向共和。至今,王树增已完成《1901》、《1911》、《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五个长篇作品,构筑了一部纪实文学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这里选取的是记述四川保路运动的一段。——编者
四川商办铁路集资最为广泛,绵延三千多里的川汉铁路,因路况复杂造价约为七千万元,远非川民财力所能负担。事经七年,已经集资上千万,皆系“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由于款项数额巨大,全川数千万百姓,不论贫富,人人都是铁路公司的股民。本来,商办铁路经营不善,出现了巨大亏损,内阁宣布收回国有的时候,川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认为政府肯定会把集资的钱还给百姓,“使人民债权不至损失”。但是,政府宣布所有股份一律变成国家铁路股票,这等于说川民的“脂膏汗血”实际上已被洋人掌管且归还无期。川民立即转喜为怒。 四川人不怒便罢,一怒便惊天动地。 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和萧湘,还有四川实业界最具实力的资本家邓孝可等立宪党人。他们不但是宪友会的成员,也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他们的反抗除了保护经济利益之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公然对抗。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时,蒲殿俊正在北京,闻讯后他对湖南议员粟戡时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六月十七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两千多人集会成都。代行四川总督之职的布政使王人文派兵前来弹压,清军官兵听到演说后竟也“相顾挥泪”。大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宣称清廷的皇族内阁之野蛮专横古今中外没有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