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的这篇文章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不平等关系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它以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为基础，进而引申出深刻的国家和民族的平等观念和关系问题，并且巧妙地抓住向来有“优越感”的英美等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失利而“受垢忍辱”的狼狈，进行嘲讽，促其反省对华政策。 　　宋文发表后，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美国抓紧废除不平等条约工作，美方为此曾与英方数次交换意见，研究在一个适当时机来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1943年年初，终于签订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 　　随着二战形势的变化，宋美龄的抗战宣传，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伊克论坛报》1942年4月25日的社评说：宋美龄的一些讲话和文章，“其力量殊不应予以低估”，“此非常而显赫之女性，以动人之坦率态度发言，我人深刻了解我人之友朋，固与了解我人仇敌同样重要。”认为宋美龄的发言是“政治战争的武器”。这说明宋美龄在抗战宣传中所起的作用。 　　宋美龄在抗战初期对西方国家进行宣传，把对他们错误的对日政策的批评直接传入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为这些国家最终改变错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据统计，在抗战时期，光是宋美龄的对外演讲为：对澳洲1次，对英国4次，对加拿大2次，对印度3次，对美国26次。 　　迄今保存在台湾“国史馆”的洋洋几百万字的宋美龄思想言论集可以见证当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