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面对国土不断沦丧及大量官兵为国捐躯，全国各界掀起了一场慰劳抗战将士的捐献运动，此类运动在政府及民间力量的动员下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它对于浴血奋战在前方的将士来说，其产生的精神上的慰藉远大于物质上的作用；而对于政府来讲，作为“总体战”的一部分，劳军运动对于集聚物力以坚持抗战也意义非常。但这场感人至深的运动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专门介绍，鉴于此，本文现特予以专文叙述。
　　运动的缘起及早期慰劳工作
　　劳军运动起源于一场名为“七七献金”的捐献活动。1938年7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筹备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之时，于武汉三镇各重要地区设置该厅艺术处设计的献金台，呼吁各界踊跃向献金台自由献金，以支援前方将士。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发出通令，要求“各省市于市内适当地点，分设献金台若干处”，并且“当地党政军领袖先自献金，以资倡导”。此为抗战以来的第一次献金运动，因为抗战周年纪念日，故名为“七七献金”。当时武汉各界积极响应该次献金活动，并踊跃捐献个人财物，如黄金、首饰、古玩、法币等。其间，中共驻武汉代表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六人亦前往献金地点代表中共捐献一千元。一时之间群情高涨，甚至武汉市救济委员会直属之乞丐收容所全体乞丐亦请求绝食一日，将“绝食所得之款，计一百零五元八角二分”予以捐献。鉴于社会反响良好，献金活动一直持续了五天。据统计，献金总额达百万元以上。
　　这场献金运动结束后，对于这笔献金的用途问题，各界都一致主张民众自动捐献的血汗钱，最好直接用到浴血作战的前方将士身上，而且应以民众的名义送到前方，以此鼓励前线官兵奋勇杀敌。为了更好地组织分配这笔献金，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慰劳团体专司其责。而各界正筹划慰劳组织之时，也正是国民政府号召“大武汉”保卫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武汉保卫战及适应前线的需要，并将各界的献金迅速发生效用，便于1938年8月5日邀集党政军及有关团体，正式组织“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方勤务部武汉卫戍总部司令部、湖北省政府及党部、汉口市政府及党部、湖北省抗敌后援会、汉口市商会、武昌市商会等十四个单位代表组成，该会设常务委员三人，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湖北省政府代表担任，下设总务、运输、采购、保管、分发、宣传等七组，分担各项具体工作。
　　该组织成立后，8月8日在汉口三井洋行旧址开始正式办公。委员会感于对抗战将士的慰劳，除了物质上的馈赠以外，更应该在精神上加以慰问与鼓励。于是慰劳委员会就发动了征求三十万个慰劳袋和三十万封慰劳信的运动，其办公费由各委员机关分担，事业费则由军委会政治部在该次“七七献金”下划拨。该运动得到了全国及海外各文化团体和文化界的热烈响应，不到一个月时间，委员会就收到二十多万封慰劳信。在三十万封慰劳信运动之时，慰劳委员会还发动武汉的妇女团体及家庭妇女等三百余人缝制慰劳袋。由于战况紧急，当时武汉已经开始疏散，慰劳品购置较为困难，所以只完成了十万个慰劳袋。袋内放置了毛巾、草鞋、牛肉干、搪瓷碗、民生丹、明信片及宣传品等。此外委员会还制作了锦旗一百二十面，以献给第五、九战区师以上的单位，同时还购置了一些战时必需的药品，以此慰劳保卫武汉的前线将士。
 为了将慰劳品顺利地送到前线，武汉各界还特地推举郭沫若等十余人组成各界前线慰劳团，携带慰劳品分赴武宁、南昌等最前线，向第五、九战区之各部队慰劳。北战场则委托政治部设计委员张申府等代表慰问并赠送慰劳品，同时对武汉附近各伤兵医院组织了多个慰劳队，分别前往前线演剧、唱歌、放映电影等，并替他们缝补、洗衣、理发、写信等服务工作，达到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