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家历史特约 黄欢 　　他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曾追随过汪精卫，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他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他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女儿却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去台，执意留在大陆的女儿一家则经受了多番运动的暴风雨。 　　1961年，14岁的沈宁向学校上交了一份申请书，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他在学校是很优秀的学生，功课好，每篇作文全校展览。可是，连续发展了几批团员，却一直没有他的份。沈宁很不服气，去找老师。万没料到，班主任告诉他一个难以置信的理由——对组织不忠诚，不主动交待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 　　沈宁完全懵了，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反动家庭背景，因为父母从来没有讲过。回到家里，他大吵大闹，要父母解释清楚。 　　在灯光柔和的房间里，他终于知道了：他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民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1949年逃到台湾。他也知道了：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 　　母亲讲完，身体瘫软，跪倒地毯上，双手蒙面，痛嚎不已。弟弟和妹妹扑过去，搂住妈妈哭做一团。沈宁坐在沙发里，半天无法动弹。 　　误读三十载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反动家庭的儿子，是多么艰难，老师同学会怎样看他，沈宁觉得自己就是一头怪兽，想想都会浑身发抖。 　　因为这个外公，沈宁再也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10月1日，全校学生参加游行庆祝国庆，独独宣布他不可以去。 　　因为这个外公，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专政对象，被批斗折磨。她患的风湿性关节炎未能及时得到治疗而逐渐恶化，双腿弯曲不能站立。除了强迫下乡劳动之外，还要去干校学习改造，她的病越来越严重，四肢骨节肿大变形。直到1978年，终因病情恶化，在北京医院逝世。 　　因为这个外公，父亲也多次被诬陷、揪斗而遭关押。三兄妹也先后赴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历尽波折。 　　在沈宁的心里，早已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年来，全家人受尽折磨和苦难。母亲仍然时刻牵挂着远在台湾的外公，但那个外公却从来没有联络过母亲，以至于母亲至死也不能见最后一面。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外公。 　　1949年，陶希圣离开大陆时，沈宁尚不足两岁。他对外公的模样，也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在少得可怜的文字资料和一些亲友的间接转述中，外公的形象也依然模糊。 　　他知道外公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还知道，外公曾追随过汪精卫，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外公做过北京大学教授，曾经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外公一直“反共”，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母亲却最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两个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常常论战的对手，却最终成为了亲家。 　　这么多矛盾的形象纠结在一起，深深困扰着沈宁，也影响了他的成长历程。 　　重逢 　　1987年7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的国际航班的出口，人潮涌动。全世界飞来旧金山的人，都在这里接受检查，登记入关，踏上美国的土地。 　　国际航班出口的两扇灰色大铁门，有时几分钟一次，有时一分钟几次，无声地往两侧滑动。每次铁门打开，便有一人或几人走出，或推车，或提包，或扶老，或携幼。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出现了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着一位老者，穿一身灰色的中山服，双手在胸前，握着一根拐杖，脸色安详。 　　这位老者，就是陶希圣。此时，他已年近90。 　　后面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车慢行。当陶希圣的车子走近时，前来接机的沈宁和弟弟沈熙泪流满面，不自觉地跪在老人家的跟前。目睹这一场面的中外接机人士，自然地退向两旁。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绝无下跪磕头之礼，即便在中国也少见。然而，在旧金山机场，大庭广众之下，当陶希圣来到面前的时刻，沈宁沈熙兄弟，不自觉地跪下去，虔虔诚诚地叩头，仿佛那是唯一的选择。 　　此时，沈宁已经来美生活多年。 　　早在1985年，陶希圣曾亲向“总统府”取到一张特许令，准许已在美国的沈宁三兄妹进入台湾，希望能够祖孙团聚。沈宁的舅舅们也纷纷帮忙，协助办理三人赴台文件手续。一切都准备妥当，眼看得以成行，沈宁又犹豫起来。 　　1986年的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台湾，无数磨难也告诫自己，不可轻易冒险。但这还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他心里，真正的顾虑却是那层抹不去的阴影——他又想起1961年那个希望破灭，人生彻底改变的时刻。他实在不知道，这个让整个家庭历尽磨难的外公，究竟值不值得兄妹几人不顾一切，不远万里去看他。 　　沈宁终于决定放弃机会，不去台湾。 　　但令沈宁没有想到的是，外公在得知他放弃赴台机会的消息时，并没有勃然大怒，而只是默默地接受。过了几个月，消息传来，他要亲自来美国看几个外孙。 　　当年近90岁的陶希圣坐在轮椅上，出现在沈家三兄妹面前时，所有的误解似乎在那一刻冰融。沈宁跪在地上，望着这个老人：一副无色的眼镜下面，是两个高高的颧骨，而眼镜上方，则是一个硕大发亮的额头。他的头发都白了，但没有脱落，梳得整整齐齐。他无法想象，眼前这个如此平凡，瘦弱的老人，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文胆”陶希圣。 　　离别时刻 　　这次重逢也让沈宁消解了心中埋藏多年的一个心结——为什么外公会抛下自己一家，独自跑到台湾。 　　那是1949年5月6日的早晨，蒋介石坐上江静轮，准备从上海去台湾。作为侍从秘书，在起草完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蒋介石引退的时刻，陶希圣就知道这一天迟早就要来的，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比他预料的要早得多。 　　轮船到了吴淞口，陶希圣请求蒋介石在那里稍作停顿，他请求允许他最后一次给留在上海的女儿发个电报，催她立刻离开。蒋介石答应了，并命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准备接到人后，登舰会合。 　　但是，女儿和外孙沈宁并没有出现。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4天前，也就是5月2日，陶希圣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上海陕西南路看望女儿。 　　“琴丫，跟我走吧。”陶希圣反复地劝说。 　　沈宁的母亲流着泪，摇摇头。陶希圣明白，当下的形势，一起去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也明白，女儿有自己的难处，他只好默默地离开。 　　过了两天，陶希圣又托学生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里面裹着金条，还有一张亲笔字条，写着：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不论天涯海角，我将时刻祈祷，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沈宁的母亲，深知丈夫立意回上海，不忍丢下还在浙江乡间的二老，远走他乡。而她，也深爱自己的丈夫，从未想过离他而去，只有含泪忍受父女分离的巨大痛苦。 　　她接到电报，并没有立刻赶到十六铺码头。直到下午，她才抱着1岁半的沈宁赶到吴淞口。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宁宁，记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静轮走了。”说完，声泪俱下。 　　陶希圣一生论战无数，可他无法说服的，却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