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易堂(1880-1950年)，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1930年5月7日，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提出成立中央国医馆提案，获得批准，焦易堂出任第一任馆长。

　　1935年，中医《医界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封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写给立法院院长孙科的私人信函，信中谈及有关《国医条例》的问题。汪精卫说：“此事不但有关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

　　此信一登，舆论哗然。有人讽刺说：“国医而能为国际体面而牺牲，则国医实有大功于国际体面矣！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到底事件源起如何呢？

　　地方国医馆参与医药管理

　　《国医条例》是中央国医馆草拟的中医法规，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中医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诉求是争取中医行政管理权，即汪精卫所说的“授国医以行政权力”。

　　中医界最初发起成立国医馆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由行政院迳以院令指派数人筹备，直属于行政院或隶属于内政部，则地位增高，成一政府正式机关”。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非常支持。不料国医馆获准筹办不久，谭氏即病故，国医馆顿失强援。最初提交审议的《中央国医馆章程》中，职权有“管理国医药事务”一项，及1931年正式公布时，已被取消，只剩下“整理”和“改善”中医药的职能。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仍然将争取行政管理权作为努力方向。

　　根据《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全国各省市均得设立国医分馆和支馆。不少地方的中医界都积极筹备，很快形成了一个由中央国医馆———省市国医分馆———县市国医支馆的体系。甚至港、澳、泰国、菲律宾乃至远到美国旧金山的华侨中医都组织了国医分、支馆，向中央国医馆备案。

　　这个体系能否成为国医管理自己的机构？在成立之初，不少地方理解为可以。广东一些县市国医分、支馆就试图直接参与地方医药管理。

　　广东中医药界从1930年开始筹备广东省国医分馆，1931年10月，广东国医分馆筹备会推定陈任枚、潘茂林等共23人为董事，宣告正式成立，推潘茂林为董事会主任，邹殿邦为馆长。但邹殿邦未就职，后又由中央国医馆任命邹尧常为代馆长。其后，广东各县也陆续成立国医支馆。番禺国医支馆最先成立，此后有顺德、新会、南海等县继之。各支馆中，以新会的情况较有代表性。

　　新会国医支馆成立于1932年，由著名中医黄焯南任馆长。8月25日举行开幕礼时，新会县党部、江门市党部、新会县政府、新会县参议会等政界代表都来出席。典礼上馆长黄焯南在讲话中说：“各位！须要知道：这个国医馆不是人民团体，也不是承商，完全是保存我国几千年的医的固有技能，和振兴国产的一个机关。”

　　成立不久，新会国医支馆就开始介入医药业的管理。支馆首先制定条例规定：“凡在新会县属行医有年，经验充足或在某种中医学校毕业者，及膏丹丸散生熟药店，均须向本馆登记，方得在本县属内执业。”“凡中医生、中药店未领有本馆登记证者，得请政府停止其执业。”

　　其后，由于办馆经费不足，新会国医支馆又规定“国医生、国药店有扶助本馆之义务，每月应征纳补助费。”支馆将新会全县分成十多个区，每区有一个主任，负责征收补助费。但此项补助费受到部分医生和药店抵制，收缴不顺利，支馆屡屡发文催促。1933年十一区主任区栋卿报称“属内各医生对于缴纳补助费一节，类皆迟疑观望，诸多推诿，经一再劝告仍恃顽不恤”，国医支馆还请求公安分局协助征收。

　　类似这些涉及医药行政事务的问题，在各地均有出现。由于涉及到具体利益，而且这些管理职能于法无据，就引起一些中医团体抗议。如上海国医学会向行政院上书抗议该地国医分馆“勒索”及“自称行政机关”等。这些都迫切要求对国医管理权的问题有一个明确说法。

　　争取行政管理权受挫

　　自1930年公布《西医条例》后，有关中医始终未有正式法规。1932年，中央国医馆函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员审定《国医条例》而未有结果。次年6月，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叶楚怆、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国民党召开第306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拟的《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和《国医条例草案》。

　　焦易堂呈文指出，如不赋予国医馆真正之管理权，则所谓统筹医药团体与审定国医资格等事，“措理动生周折，实施徒托空言。证诸经过二年情形，则分支馆已成立者，地方政府多不与补助，形同虚设，未成立者，则当地医药团体，嫉忌龃龉，互生争执……现经先行提出《国医条例原则》，如荷会议通过，交由立法院审订，由政府公布，中央国医馆当即修改章程，呈请政府备案施行，以期适合职制，得有相当管理权”。

　　中央国医馆这一要求，立刻遭到西医界群起而攻之。有人认为，“国医这个名称，并非不可成立，姑如焦易堂所言，和国文是一样之称谓”，但现在却“尚欲超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范围之外，自行管理国医。”西医团体纷纷上书指责其为“破坏卫生行政系统”之举。这些意见还得到部分政界人物的支持。

　　在会议上，议案就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汪精卫称，“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双方争论激烈，最后会议决议将《国医条例(草案)》送交教育、内政两部审查。内、教两部收到提案后，称国医馆非行政机关，须由“充分具备现代医药设备的机关担负整理中医药的任务”，以及“现在中医中药之管理，均已有法规分别颁布”等理由否决了该案，并将原案转呈行政院。1933年6月27日，行政院举行第112次会议，以国医馆为团体，不宜管理中医，再次否决了此案。

　　当时正值各地国医馆分支机构引起各种纷争，广东等省（区）国民党党部都请求解释国医馆之性质。行政院答复说：“该馆系属团体之组织，并非行政机关。”由此，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发文说：“是该馆既非行政机关，以其宗旨、组织、经费等项而言，又显然非民众团体，乃政府为研究改良国医国药而设之团体。应转以解释如下：(一)中央国医馆并非民众团体，其分馆、支馆，党部不必加以指导；(二)中央国医馆乃系一种研究国医国药之团体，其分馆、支馆不得干涉卫生行政；(三)凡中央国医馆之分馆支馆，在各该地有纠纷者，依上二项原则解决之。”1934年，广东省政府转发了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有关函件，要求各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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