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易堂(1880-1950年)，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1930年5月7日，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人提出成立中央国医馆提案，获得批准，焦易堂出任第一任馆长。

　　1935年，中医《医界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封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写给立法院院长孙科的私人信函，信中谈及有关《国医条例》的问题。汪精卫说：“此事不但有关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

　　此信一登，舆论哗然。有人讽刺说：“国医而能为国际体面而牺牲，则国医实有大功于国际体面矣！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到底事件源起如何呢？

　　地方国医馆参与医药管理

　　《国医条例》是中央国医馆草拟的中医法规，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中医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诉求是争取中医行政管理权，即汪精卫所说的“授国医以行政权力”。

　　中医界最初发起成立国医馆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由行政院迳以院令指派数人筹备，直属于行政院或隶属于内政部，则地位增高，成一政府正式机关”。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非常支持。不料国医馆获准筹办不久，谭氏即病故，国医馆顿失强援。最初提交审议的《中央国医馆章程》中，职权有“管理国医药事务”一项，及1931年正式公布时，已被取消，只剩下“整理”和“改善”中医药的职能。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仍然将争取行政管理权作为努力方向。

　　根据《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全国各省市均得设立国医分馆和支馆。不少地方的中医界都积极筹备，很快形成了一个由中央国医馆———省市国医分馆———县市国医支馆的体系。甚至港、澳、泰国、菲律宾乃至远到美国旧金山的华侨中医都组织了国医分、支馆，向中央国医馆备案。

　　这个体系能否成为国医管理自己的机构？在成立之初，不少地方理解为可以。广东一些县市国医分、支馆就试图直接参与地方医药管理。

　　广东中医药界从1930年开始筹备广东省国医分馆，1931年10月，广东国医分馆筹备会推定陈任枚、潘茂林等共23人为董事，宣告正式成立，推潘茂林为董事会主任，邹殿邦为馆长。但邹殿邦未就职，后又由中央国医馆任命邹尧常为代馆长。其后，广东各县也陆续成立国医支馆。番禺国医支馆最先成立，此后有顺德、新会、南海等县继之。各支馆中，以新会的情况较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