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1923年6月15日）上的《国际歌》，署“柏第埃”著，未署译者名。“柏第埃”今译鲍狄埃。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某位甚至不止于一位《国际歌》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话〉：“书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2005年8月，贵州教育出版社）。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2005年6月，我去常州参加“瞿秋白英勇就义7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有幸见过这位瞿秋白研究界的权威学者。我手头有他的论文集《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里面收了他的宏文《重评〈多余的话〉》，此文被认为是新时期著名翻案文章，最初刊载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也许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当时国人的眼球，那篇文章劈头就是《国际歌》，说“《国际歌》中文正式歌词的第一位译者，是瞿秋白同志，译作时间约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陈铁健的这一说法影响很大。2001年还有两个来自国防大学的作者马祥林和徐焰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瞿秋白译词传谱〈国际歌〉》一文中说“瞿秋白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正式译成汉语的人”。从使用“正式”一词来看，这两人是沿袭了陈的说法。可惜陈的说法本身是模糊的，何谓“正式”？“初期”到底是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