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孙中山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以共商国是，自广州乘船北上，途中经停台湾但未上岸。这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经台湾之行。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刊载，孙中山在病中曾留言：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在台湾实行自治等。说他“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鞠躬尽瘁以及他对台湾同胞视为一体的关注，在爱国台胞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台胞尊崇和寄望的伟人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台湾民众自1912年至1915年，先后于南投、嘉义、台中、台南、苗栗和台北等地，发动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暴政的武装起义，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仅1913年同盟会成员罗福星在苗栗发动的抗日起义，被捕者即达1211人。罗福星在慷慨就义前留下了大义凛然的“自白书”，其中有四句藏头诗：“孙真国手著光唐，逸乐丰神入既章。仙客早贬灵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每句第一字合成“孙逸仙救”。孙逸仙是孙中山的号，罗福星在临刑前仍念念不忘孙中山，足见抗日志士对孙先生的崇敬和期盼。1920年前后，在中国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影响下，台湾知识分子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新青年》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文中所谓的“中国革命”，指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创刊于日本，后转移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发行的《台湾民报》(周刊)，是当时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喉舌。该报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发表题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详细报道孙中山北上北京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盛况。在其后的一期里，又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报道，文中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文章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说他“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穷愈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实为中国所绝无而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