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按法律规定，抄家的罪状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三奸党”。张居正生前身居首辅，位极人臣，政令通达，功勋卓著，死时谥“文忠”，也极尽哀荣。然而死后不到一年，却遭到了“抄家”的惨祸，长子自缢，家人被发配戍边。 　　他有谋反、叛逆、奸党的嫌疑吗？没有。那么，他的家庭为什么要在他死之后遭此灾难呢？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首辅之路 　　张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今荆州)，字叔大，号太岳。相传他出生时，他的曾祖父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便顺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张居正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他五岁入学，十岁通六经，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时参加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炼几年，才未中举。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了一名少年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是朝廷的智囊团，人才储备库。进入了翰林院，标志着张居正将有一个坦荡的仕途。他被安排到裕王府，为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垕讲课。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朱载垕继承了皇位，是为隆庆皇帝。登基不久，他就将张居正拔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 　　隆庆六年(1572)五月，意外的机遇降临了：皇帝病故，遗诏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内阁辅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同为顾命大臣，辅佐不到十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弄权于宫闱极为不满。他起草了一份旨在削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在征求张居正的意见时，张居正假意答应了他，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递给了冯保。 　　按照高拱的部署，他的门生故吏一起向冯保发难：什么“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骇人听闻，措辞毫不掩饰，必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就是指责冯保虽然是个太监，却精通房中术，给先帝“诲淫之器”、“邪燥之药”，导致先帝早崩。仅此一条，就足以要了冯保的命。 　　当然，冯保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亲信向张居正讨教，张居正告诉他：“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原来，穆宗死时，高拱在内阁恸哭时，曾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之类的话。冯保根据张居正提供的线索，改变成一句“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向皇太后、皇上告密。皇太后听了，非常震惊；小皇帝听了，也马上变了脸色。 　　高拱败局已定，不过他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 　　当高拱、张居正及文武百官到会极门跪接圣旨时，太监王蓁捧着圣旨高声念道：“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描述，当时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文秉《定陵注略》用这样的措辞来描绘：“缇骑兵番，踉跄逼逐”；“囊筐攘夺无遗”；“仆婢多逃，资斧尽丧”；“出都门二十余里，馁甚，止野店为食”。 　　卧病在家的另一顾命大臣高仪，听到高拱“回籍闲住”的圣旨，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 　　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斥逐，一个病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辅，担当起了辅佐小皇帝的重责，同时也开启了他十年辉煌的政治生涯。 　　一个成功的改革家 　　就其业绩而言，张居正不只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而且是汉朝以来最成功的改革家。现代学者黎东方先生说，能同张居正勉强相比的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不过，诸葛亮处境艰难，未能施展其经纶于全国；王安石则富于理想，却拙于实行。 　　张居正则不然。上有皇太后、皇帝的支持，内有太监总管冯保的呼应，张居正的改革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因而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内政上，他大力整顿吏治，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目标，淘汰了一批冗官，厘清了六部及有关单位的职责，使政令畅通，秩序井然。 　　在经济上，他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查出漏税土地达三百万顷，使朝廷的税收成倍增加。在这个基础上，他又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徭役和杂税等集中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田多者多出。这不只抑制了强豪兼并，而且切实地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在军事上，他任用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整饬武备，边境晏然。不只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几近绝迹，连西北一带的边患也不再发生。 　　史家一致认为，万历初年，是明朝中叶以来形势最好的一段时期。张居正运筹帷幄，勤勤恳恳，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营服，太仓粟可支十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 　　黎东方先生说：“明朝自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士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但是，张居正的为人却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首先，由于他过于负责和专断，未免得罪了一些僚属；而清丈田亩、改革赋税，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他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因而也树敌过多。 　　其次，张居正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于宫闱与朝臣之间，他与太监冯保互为表里，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有效地垄断了朝廷，不论其用心如何，都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齿。 　　第三，他生活张扬、豪奢，律己未必甚严，在有些人看来，他有贪污、受贿的嫌疑。 　　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确乎能形成一派政通人和的假象，而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容易受到无情的攻击。 　　“夺情”是他死后灾难的一次预演，可惜的是，张居正工于谋事，拙于自保，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夺情”风波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代礼制，内外官吏人等都有“丁忧”制度。如果父母去世，须辞官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期满起复。 　　但是，如果国事需要，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守孝，继续留任，则称之为“夺情”。不过，明朝立国以来，除了直接带兵打仗的官员外，在朝大臣是很少被“夺情”的。 　　开始，万历小皇帝朱翊钧给张居正写了一道谕旨，安慰老师，但是并没有刻意挽留。 　　此时的张居正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皇帝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算的顾命大臣；另一方面，他自己推行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离任，后继非人，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他恋栈不退，则容易在道德上遭人非难。 　　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小皇帝果然下了一道“夺情”的圣旨：“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尽管张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却坚持“夺情”。张居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夺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制期间，照常给皇帝办事，不拿薪水。这下子小皇帝同意了。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