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作为一门伎艺，历史悠久；其发展壮大，蔚成大观，则在宋代。宋朝都市经济的繁荣，为说话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及市场基础。而由于说话业在说唱艺术流变史上以及在白话短篇小说发生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说话艺术的研究，理所当然的成为文学史乃至艺术史研究中一个不容轻忽又十分热门的课题。　　在对说话艺术的研究中，关于宋元说话的家数，始终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和挠头的问题，于此可谓言人人殊、聚讼纷纭、歧见丛出。诸多前辈名家如王国维、鲁迅、胡怀琛、孙楷第、谭正璧、赵景深、陈汝衡、李啸仓、严敦易、胡士莹等，在他们的有关论著中，先后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各自独到的意见。这一方面表明该问题的重要，另方面也反映了问题本身的复杂。在诸家互有出入的分类划分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恪守四家之说，绝不越其畛域；都包括了小说、讲史两家，在另外两家的指认上，才出现了各各不同的说法。综合各家，被列入说话家数者，计约有：1、小说（银字儿），2、讲史书（说史），3、说经，4、说参请，5、合生，6、说经浑经，7、商谜（说浑话？），8、说铁骑儿，9、说浑话。　　产生歧见纷出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原始材料的不同理解。为了便于分析解决问题，这里还得从有关说话家数的原始记载说起。　　最早涉及到说话家数的，当推成书于南宋高宗十七年丁卯(1147)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该书卷五《京瓦伎艺》条谈到北宋京都开封的瓦肆中伎艺，开列出讲史、小说、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等伎艺门类并其艺人名号。而最早明确提到说话有四家的，则是成书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其《瓦舍众伎》条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之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隐语说谜，又名打谜），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定其智）。　　其后，有宋遗民钱塘吴自牧作于“甲戌岁中秋日”的《梦粱录》，该书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亦承耐得翁说，重提“说话四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