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
　　 司马温侯祠前的司马光像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改并州通判。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身后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潜虚》、《均韵指掌》、《类编》、《传家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稽古录》（《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切韵指掌图》、《司马文正公集》等37种。
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编撰《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