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从宗教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宗教故事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的同时，又从文化学和叙事学的立场对这种发展演变展开理论分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比如，在“感生与异貌”一章中，著者先从宗教史的立场揭示这一母题是如何由人类的始祖诞生神话母题发展成政治宗教的神话母题最后又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史传文学、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和发迹变泰故事创作的，然后又从文化史的立场指出这一母题的叙事功能体现了中国国家政治神话的建构与消解：由最初的反映祖先崇拜、生育崇拜演变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最后蜕变为展示发迹变泰批判世态炎凉这样一种世俗心态。在“下凡历劫”一章中，作者从宗教文化史的立场分析了这一母题的发展演变后指出：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大批明清小说都利用道教的降凡和佛教的转世投胎来进行艺术构思，因此，对这些宗教叙事手段的探讨有助于建构中国宗教叙事学。

作者在梳理同一宗教故事母题的原型和流变的过程中，往往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加以观照。在“高僧与美女”一章中，著者追溯佛经中的宗教考验母题后，别具一格地选取“红莲”故事和西游记故事为例来探讨这一母题的演变规律，认为这两个故事系统在一步步世俗化的过程中，前者以牺牲宗教哲理为代价，后者则以佛教哲理道教哲理的融入为前提，因此最终演变成了一部伟大的哲理性著作。在“红莲”故事的分析过程中，作者既从传播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红莲故事三大亚型的演化传播过程，又从叙事学角度阐释红莲故事何以会演化出三大亚型、它们的命运又何以会各不相同的原因，并从文化学的角度揭示红莲故事由宣扬宗教哲理滑向宣泄世俗心理的历程。总之，视角的变换，既使作者在自己的理论世界中畅通无阻，又使问题的探讨显得全面而深入。

由于有了前两点作为支撑，所以作者常常能发人所未发，在人们熟视无睹处提出新见。如在第三章论及“因果报应”中，作者通过对“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三言二拍’的编创和出版带有很强的商业特征，作品中所反映的果报观念带有很强的集体无意识色彩。《聊斋志异》的编撰则融注了蒲松龄20余年的心血，作品中的果报观念带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体现了蒲松龄对人生的积极关注。”对“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中的“因果报应”不是没人研究过，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的观照，所以难以深入展开。而作者却毫不费力地探触到了问题的实质。结论新颖而又令人叹服。此外，较为典型的还有第六章“成仙考验”，作者认为：“成仙考验母题实质上是道教仪式的神话——文学再现，成仙考验故事主题的变迁不仅说明了道教由外丹道派向内丹道派的转变，而且说明了儒家伦理对道教伦理的融会”，“《吕祖全传》是一部全真教徒写的宗教小说，作者不仅在小说中将吕洞宾的成仙之旅写成吕洞宾的接受考验之旅，并且用象征手法把吕洞宾接受度脱接受考验的过程写成了全真教的内丹修炼过程。”这是此前的小说研究者从未提出的精辟结论。这一方面得益于研究者对宗教典籍的谙熟，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开阔视野和清晰思路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