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原本就是一个文学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时代,秦朝焚书坑儒实际上斩断了文学由先秦通往汉代的发展脉络。汉王朝广开献书之路,这才有了刘向父子“领校秘书”的划时代工程,但汉代人在整理校勘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于无意中将先秦文献打上了汉代的烙印,一定程度上使先秦文献发生了淬火后的失真。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物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曾一度以汉人加工整理过的所谓先秦文献为原生态先秦文献,并以此来接续对汉代文学的研究,那么由此所呈现出的两段文学史的接榫就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汉代文学研究中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四种文学体裁,即散文、赋、乐府民歌、五言诗,流行的研究中几乎每一种都要与先秦文学挂钩,通过寻找大体相对应的部分来比较、讨论其发展,这就有了《诗经》与汉乐府民歌,楚辞与汉代辞赋,先秦历史散文与马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与汉代政论散文。然而,由于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充分,研究实践也存在种种难以自圆的扞挌。
例如把《诗经》与汉乐府民歌放在一起,以此来看汉代乐府民歌是怎样在《诗经》开创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反映新时代的。从《诗经》说到汉乐府,把汉乐府看作《诗经》的后继者是有其合理性的,它与我们研究思维中的民歌情结十分合拍。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困惑:《诗经》是民歌吗?汉代文献明确记载了汉乐府的出现,但汉代人记述的《诗经》的结集却很难让我们真正相信春秋以前也真的和汉代一样会有政府派专人来负责搜集整理民歌。还有,一进入汉代,《诗经》就成了不刊的经典,从未有人把它看作一般的民歌。我们一定说它是民歌,汉代人会同意吗?如果这个判断不符合汉代实际,而我们偏要把两者勉强续接在一起,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就大有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饥者之歌和劳者之歌,任何时代都有关注现实生存的作品,但我们决不能简单认为后面出现的就一定与前面有关,更不能简单肯定说前者对后者产生了什么影响或后者对前者有什么继承,有时说得越肯定可能离事实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