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15日，广州海珠中路麻行街84号，一座传统祠堂样式的建筑里，来自广州、香港等地的中医界与药业界人士汇聚一堂，与60名新入学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开学典礼。可容纳五百人的礼堂正面两侧，悬挂着该校木刻篆体字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所谓“医国”、“觉民”，岂是仅指医学，难道没有警醒世人，尤其是当局应当正确认识中医中药的用意吗？

　　的发端

　　“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官。体伤不仁与不用，心病神昏不语言……”

　　清代太医院的教材《医宗金鉴》，就是以这样的韵文为主，特别强调学医者熟读背诵，类似的入门读本还有《医学三字经》、《汤头歌括》等。更进一步，中医还要背诵《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

　　中医教育在形式上与私塾中的“读经”并无二致，即使到近代，中医出现了各种交流学习的社团组织，也未能摆脱科举的的影响。像医学求益社组织的“联课”，就来源于以前士人科举应试前的会课较艺，即大家就一个题目各作一篇文章，由主持人评定优劣。这种会课缺乏知识的连贯性，又与临床脱节，谈不上是有系统的教育。

　　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近代学科体系的学制，开始塑造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然而教育部却以中医缺乏科学体系为理由，拒绝将其列入学制系统。这对中医界刺激极大。

　　就医学教育而言，广东是全国最早出现近代的地方，最早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博济医学校和最早由国人自办的光华医学校均诞生于广州。因此，中医对的认识也比较早。随着清廷“废科举兴学堂”，早在1906年，就有人倡办广东活人中西医学堂，以“洗腐败之污点，寿国民之天年为宗旨”，但未成现实。此后，陆续有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广东医学实习馆等机构出现，但都距正规学校相去甚远。

　　民国初年，教育部拒绝将中医列入学制的消息传来，广东中医药界为之愤怒，广州九大善堂和穗港药业都提出要自行筹办学校，开始自主的教育转型。其中，药业行商们更为积极，他们深知“倘中医衰落，中药随之”的本文来自道理，于1913年成立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筹备处，发出《宣言书》说：“欲保中药，宜昌中医；欲昌中医，宜立专校……本校设立之大旨，习中医兼习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葆全旧学而灌输新理，一炉共冶，弃短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