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之谜

　　曹操一向非常爱才、惜才、重才，华佗又是一位难得的神医；既然如此，曹操为什么要杀华佗呢？

　　从曹操这方面说，曹操要华佗专门为自己看病，而且对华佗妻子有病也表现得通情达理：如果华佗的妻子确实有病，曹操还许愿赠给华佗小豆四十斛（hù，户；宋代之前十斗为一斛），容许他续假。曹操的这种做法明显是一种笼络华佗之心的手段，但是，让曹操使出这种手段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它至少说明曹操急需华佗。但是，华佗既不领情，又不把曹操的命令当回事，以妻子有病欺骗曹操，不去曹营，曹操勃然大怒。对于执掌生杀大权的曹操来说，华佗只是一个方技之士（鼠辈）。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心目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作为一个读书人，为官治国受人重视，当个走方郎中，不被人重视。

　　曹操既然“亲理国政”，因此，他握有生杀大权，可以动用国家法典堂而皇之地杀人；惹他恼火的又是一位走方郎中，地位低下，杀了也没事；因此，曹操才因大怒而感情用事，这是曹操杀华佗的两大原因。

　　第一，可以杀；第二，杀了没事。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华佗被杀的是曹操从来没有把华佗当成“人”来看待。当时所有的制度维护的都是曹操的权威，丝毫不会保护华佗的生存权！

　　从华佗这方面说，他为曹操杀挥舞屠刀提供了借口。

　　其一，不愿当侍医。华佗愿意当个走方郎中，为天下百姓治病。不愿意只为一人服务。所以，在曹操下手当个侍医不是华佗的本愿。所以，这个侍医华佗并不想干。这是华佗以妻子有病为由不去许都的理由之一。但是，华佗既然是一个“人”，他有权利选择去与不去！

　　其二，思乡之心切。《后汉书》《三国志》的《华佗传》都提到华佗为曹操治病时间长，离家远，思家心切。所以，因思乡而不愿为曹操服务。选择为谁服务是华佗的权利，这又有何错？

　　其三，不了解曹操。华佗对曹操这样的乱世奸雄太缺乏了解，对专制制度赋予曹操的生杀予夺大权太缺乏了解。华佗推托不去的理由是妻子有病，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识破的理由。一旦被曹操识破怎么办？华佗似乎没有深想，没有应对预案。像华佗这样的一代名医，在曹操看来都不过是一个“鼠辈”。不仅是曹操，当时所有当官的人都没有把官员以外的人看作是人，更谈不上是人才。我们说曹操爱才，但是，他们从不爱有才的人。所有专制统治者都把“人”与“才”区别开来，只爱“才”而不爱“人”。这是专制制度下共同的人才观。

　　真正把华佗当成名医、当成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的是普通百姓，是百姓中的病人，是后人。因此，华佗想靠妻子有病不做曹操侍医的想法过于简单幼稚了。但是，曹操有杀华佗的法理，华佗有思虑不周幼稚，但是，被枉杀的名医岂能为自己的被杀负责？

　　《三国志》《后汉书》的《华佗传》都没有提到华佗要开颅为曹操治疗头风病一事。《三国演义》对华佗之死的记述，纯属虚构。但是，《三国演义》的虚构也不是全不靠谱，它也有它的基础：一是华佗能用“麻沸散”做腹腔手术，二是华佗被曹操所杀。《三国演义》将它引伸为替曹操开颅，也顺理成章。但是，华佗开颅治疗曹操头风病是小说作家的虚构。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华佗又是华人世界里的名医。所以，华佗要用利斧劈开曹操脑袋为他切除风涎的故事才会流传极广，但它完全不是华佗之死的历史真相。（明）胡俨：《华佗墓》徒把金针事老瞞，千年荒塚朔风寒。从来枉却陈琳檄，到底西陵泪不干。

　　关于华佗之死，近年来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华佗仰仗自己医术高明而要挟曹操，向曹操要官，结果被曹操所杀。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

　　一是心理失衡；华佗本来是个读书人，最终却当了个医生，心里很不平衡；特别是他的医术名气越来越大之后，更多地接触到许多达官贵人，看到这些读书人一个个做了官，自己的内心更不平衡。所以，《后汉书·华佗传》称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华佗因为不能做官性格变得越来越怪，难以与人相处。

　　二是养病自重；曹操在杀了华佗之后公开对人说：华佗可以治好自己的头风病，却有意不治好，借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不杀他，他也不会为我彻底治好这头风病（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善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断此根原耳）。

　　三是夸大病情；曹操不过是个“头风”病，但是，华佗却说这个病不能治好，长期坚持治疗也只能多活几年。

　　我认为：这三条理由都不能成立。因为它貌似有理，实则无理。

　　先说第一条“心理失衡”。

　　华佗是官迷吗？沛相陈珪推举他做孝廉，他辞而不就。太尉黄琬征召华佗，华佗又推辞不干。孝廉和征辟（bì，必）是东汉为官入仕的两条大道，但是，华佗都不愿走。因为华佗生逢乱世，不愿为官。一个不愿为官的人怎么可能要挟曹操给自己官呢？

　　华佗心理不平衡可能是真的，但是，说华佗因为心理不平衡而要挟曹操而要官就只能是猜测了。华佗的确是个读书人，的确想为官而耻为医，但是，耻于为医并不等于他就会要挟曹操给官。二者之间只有或然关系而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依照这种新说，华佗想做官，就应当俯就曹操而不是顶撞曹操。

　　像华佗这样鲠直的人厌恶曹操的为人，但是，华佗仍然应曹操之召而为其治病，而且“常在左右”。华佗既没有向曹操求官，也没有对曹操拖延不治。后来以妻子有病为理由不赴曹操之召，是既不愿受曹操恩遇，又不愿囚徒般地禁锢在曹丞相的笼子里。“养病”、“断根”之说纯属强词。如果曹操以“养病”加罪于他，华佗为什么不以“断根”而取悦于曹操？可见，华佗应召见曹操，纯为治病而非谋官。离曹而去是其不能治愈此病而非不愿治病。

　　所以，讨论华佗之死有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华佗是乐于为医还是耻于为医？

　　华佗不愿乱世为官，是一以贯之；前有不应举荐，后有不附曹操。原因是华佗的正统思想很浓，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华佗的正统思想不合；华佗作为良医，他有济世之愿。即使是身入狱中，还愿意将医书传世，希望自己的医术能够活人。他传五禽戏以健身，授针灸以治病。可见，华佗乐于为医而不是耻于为医。

　　为什么乐于为医的华佗还有“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的思想呢？这和华佗乐于为医岂不自相矛盾吗？

　　华佗作为一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本意当然是想为官的，但是，华佗所处的东汉末期，政治极其混乱，华佗又没有什么靠山、背景，所以，读书做官对华佗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

　　既然不能做官，人总还要生存吧，那就行医呗。反正靠行医而谋生对医术高超的华佗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华佗踏上了走方郎中的道路；而且，在这个路上走得越久，医术越高，受到的感触越深：民间百姓在乱世之中多么需要象华佗这样的名医！正是这种社会需求和华佗的高超医术相结合，造就了乐于行医的神医华佗。

　　华佗虽然对自己以医为业感到不平，但是，在长期的行医岁月中，华佗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华佗在路上行走，看见一个病人咽喉梗塞，很想吃东西但又吃不进去东西。家里人用车拉着他想去求医。华佗听见他痛苦的声音，停下车亲自去看。看完之后，华佗对病人家属说：刚才我来的路边上有个卖饼店，里面有蒜泥和醋。去那儿买这两样东西三升，喝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家属赶照办，喝下醋和蒜泥的病人立刻吐起来，吐出了一条虫，病马上好了。此时，华佗已经走了，病人就把这条虫挂在车边，亲自到华佗家中来道谢。华佗还没有回来，他的孩子正在门口玩，看见来人，马上自言自语地说，可能遇到我爸爸了，车边那条蛔虫就是证明。这位病人进了华佗的家，看见华佗家北墙上挂着这种蛔虫有几十条。

　　这个例子很典型。病人一呻吟，华佗闻声而来，主动为病人诊病，说了治疗方法就走人。病人赶到家中来道谢，华佗的孩子看见病人车边挂的蛔虫就知道是自己父亲治好的；病人看到华佗家中挂的同样的虫子，才知道华佗是治疗这种蛔虫病的行家。

　　再说第二条“养病自重”。

　　这是曹操杀了华佗之后所说的话，所以，不排除曹操这话有为自己开脱的因素，而且，这种因素很重。华佗是一代名医，杀华佗之前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曾极力劝阻曹操不要杀华佗，所以，杀了华佗之后，曹操会因此招致舆论的批评，曹操的“养吾病以自重”的说法不可信。事实上，头风病也的确难于治愈。

　　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作为病人的曹操求治心切，作为医生的华佗治疗无门。二者之间相互理解非常困难。华佗认为头风病难于治愈，曹操认为他是“养病自重”。

　　最后说第三条“夸大病情”。

　　所谓夸大病情，依我看来，这叫坦诚相待；

　　头风，是一种顽固性疾病。此病虽然是头疼，但是，很难治好，时时发作，一疼起来就很厉害。而且，头风病一般都有并发症。曹操的并发症状是心慌、眩晕。我认为，华佗对曹操说此病不好治是实事求是，直言病情。这是坦诚，不是要挟。所以，华佗真正的死因只有一个，就是冒犯并触怒了曹操。而曹操又没有把华佗当成一个“人”来看待，更没有尊重华佗的人生选择。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华佗论》讲过一句名言：“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像曹操这样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执柄者”的意气用事的确非常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