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世凯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冯国璋急忙挡住袁世凯的话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袁世凯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使冯国璋将信将疑。他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麟把袁世凯所讲的话照述一番，并且问张一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做袁世凯的文案，参与机密最久，跟冯国璋的私交也很深。他说：“有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人想做开国元勋，鼓动老头子做皇帝，但是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可以信得过的。”

冯国璋把以上谈话都转告了梁启超，于是两人同下结论说：“仲仁的话是信得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傻!”

梁启超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往来，因此袁世凯、冯国璋二人的谈话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谣便又突然沉寂下来。

秘密设立筹安会

袁世凯有两个外国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这两个人都是袁世凯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世凯为什么要搬出这两个外国宝贝来唱开台戏呢?这是因为：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见中国确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日本法学博士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更可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世凯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

这时，就有善观风色的政客，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袁世凯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袁世凯叫杨度授意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并且网罗一批大名流参加，先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袁世凯对任何重大问题，自己从不出面，叫杨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迹。袁世凯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要抛头露面。但是，杨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如果隐身幕后，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袁氏父子都想拉拢几个大名流，挂出“学术团体”的招牌，以便欺骗国人。杨度则想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为抢夺头功，立即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寿田转呈。袁世凯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长匾赐给杨度，并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但仍无叫杨度出场露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