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极为贪财，利用第一宠臣的身份与大学士、军机大臣以及兼管众多事务的地位公开索贿、卖官，又利用内务府总管大臣的身份截留天下进献给皇帝的贡品，因此他成为乾隆朝也是整个清朝的第一大贪官，并且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自上而下、有组织、有系统的贪腐食物链，层层贪腐、索贿行贿，败坏了整个官僚体系。这一切的成本最终还是要落在广大民众身上，明为永不加赋，实为以贪腐加赋。更可怕的是，因贪腐官员日益增多，担心反贪会清除贪腐的食物链，和珅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即贪腐犯案的官员只要上交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赎罪，而且获得了乾隆帝的批准，议罪银直接交给皇帝的私人银库——内务府广储司，成了皇帝敛财的工具，这是变相将贪腐合法化，甚至是鼓励贪腐。到了晚年，乾隆帝的反贪也逐渐改变了性质，变成了他敛财的手段，有意纵容官员贪腐，然后等到一定程度再用议罪银、抄没家财打击，起到了不加赋而敛财的目的，既保持仁君的形象，又因反贪而获得民心，这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这种手段看似机巧，实际上却损害了整个帝国的肌体。 和珅在这场乾隆帝亲自导演的游戏中扮演了主角。在这场游戏中，贪官们实际上成为了皇帝的投资公司，和珅就是大大小小投资公司集团的总裁。贪腐的钱财在当时没有现代各种巧妙的技术手段隐匿，更无法转移国外，因此无处可逃，贪官们只是一群待宰的肥羊。章学诚评论：“自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迄于嘉庆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凡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清史稿》认为：“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乾隆帝则因“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章学诚遗书》；《清史稿》卷319《和珅传》、卷15《高宗本纪六》。。与薛福成一样，章学诚和《清史稿》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也将乾隆帝晚年的吏治败坏归于和珅，最多认为乾隆帝因年老被和珅蒙骗，这些均仅及表面，未触及实质，没能指出乾隆帝晚年的荒政、敛财、自以为是地操弄权术才是贪腐的根本原因，这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导致的。以乾隆帝的英察，他怎么会不知道在他眼皮底下和珅的所作所为？只是和珅的贪腐烈度之强，危害之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一向自以为是、志得意满，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洞察、掌控之下，因此他对和珅始终宠信不衰。乾隆朝诛杀的贪官不可谓不多、手段不可谓不烈，这些贪官只是太过于肆无忌惮、超过皇帝的容忍底线才被清除，而实际上当时已经几乎是无官不贪，乾隆帝为了政局的稳定以及敛财的目的特意加以包容。当然，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皇帝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竟有限，即使如乾隆帝早期那样对贪腐深恶痛绝，没有普遍的、低成本的舆论、民众监督制度以及有效的独立司法体制，仅仅依靠少数人，想要彻底清除贪腐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