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白崇禧口述：统一广西时左脚受伤成跛子 　　民国十年底，孙大元帅于广州成立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为参谋长，胡展堂为文官长，今“总统”蒋公当时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准备北伐。十一月十五日，总理、胡先生等移节桂林，欲假道湖南出武汉，因赵恒惕倡联省自治反对革命军经过湖南，大本营遂移至韶关委李烈钧为第一军军长统率滇、黔、赣、桂等军，进攻江西兼取鄂东。许崇智之第二军率粤军出岳州攻武汉，此为当时革命之形势。 　　当大本营移驻桂林时，陈炯明因怀异心，不敢与总理见面，避至南宁，赶走了陆荣廷与谭浩明之势力。大本营遂委马君武先生为广西省省长，马晓军先生之模范团改为田南警备司令部。当时，我已升为模范团第一营营长，黄绍竑为第二营营长，夏威为第三营营长。大本营既改道北伐，粤军悉调回广东。广西境内成为真空状态，省议会复推举陆荣廷为善后督办，谭浩明为边防督办。各地纷纷组织自治军维持治安。马君武先生原是一位没有实力之省长，此时他的职位岌岌可危。自治军中以百色附近之刘日福、陆云桂二人力量最大。我当时仍驻防禄丰，黄、夏之部队则分驻于滇、桂要道，故田南警备司令部之力量非常微弱，自治军时有来扰之虞。 　　一日，自治军于拂晓之际，包围司令部，我因公也在司令部，众人虽事先有所警觉，惟缺乏经验，以致刘、陆等人缴了驻防百色之部队的枪械，而又包围司令部。马晓军司令被逮捕。我见形势危急，坠城墙而逃出，而召集夏威之一营与我驻扎禄丰之部队(黄绍竑之一营已全被自治军解决)，由逻里旧州、坡脚渡红河至贵州之南龙求援于黔军刘莘园、陆荫楫等人。刘、陆是保定的同学，昔至广西打陆荣廷与我们相处甚欢，后来他们退回贵州时，部队多患恶性疟疾，我们又派兵护送。因为有此关系，所以我们才敢效法申包胥哭师秦廷。 　　至南龙，刘、陆善待我们，卖烟土相助，又派兵巡守红河，以防自治军渡河追击。我们既得粮饷，又得刘、陆之支持，稍事休息之后，由坡脚渡河攻打西隆。当与自治军隔河相峙时，我于夜间查勤巡战线，行至一山坡上，高约十余丈，在坡脚之北。因对岸是敌机关枪阵地，当晚天雨而黑暗，当到山坡时随从燃手电筒引起对面敌之扫射，因将电筒熄灭，路滑而跌落于山坡之下，折断左腿胫骨，昏迷约十数分钟，醒来不能行动。我感觉部队不能因我受伤而停止攻击，乃将全军交由夏威指挥，不幸部队前进西隆，沿红河之某山顶受挫。我见情势非常不利，不得已第二天卧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进攻。事前我告谕官兵此次重回广西，乃胜败存亡之事，望大家戮力同心。我睡在担架上若攻击失败，我决与之同死不退。官兵甚受感动，一鼓作气，击败刘日福、陆云高等人之自治军，乘胜追至百色。马司令至此方被释放。我因亟须赴广州就医，遂将兵权交给马司令，马统率部队由陆路开往南宁。当时，马君武先生因缺乏支持，征得李宗仁将军(当时李是定桂军旅长)之同意，与我同船至南宁转往广州。行近桂平，李之营长俞作柏欲抢劫船中之枪械、财物，与守船之兵发生枪战，马君武先生之姨太太也中流弹而亡。抵桂平，马晓军司令之营长刁兆柱，见我与马君武同行，以为我与粤方相勾结，软禁我一晚，嗣后查知我是到广州医脚。他未加害而释放我。至广州，住院治疗，照X光相片，始知左腿胫骨折断，因时日过久，已长了假骨，无法再施手术。休养一年后，虽左脚稍短，一生的行动尚称方便。 　　马晓军司令带领队伍由百色经南宁而至广东之钦州、廉州欲与广州革命军联系，因见行军艰苦，局势复杂，遂将部队交给黄绍竑。以后沈鸿英重回桂林，盘踞平乐、富贺、梧州一带，矿产与物资丰富之地区。沈之秘书黄毅庵是黄季宽之堂兄。黄因此关系被沈委为旅长，驻防梧州。沈之部队长冯葆初亦以一旅人驻于梧州。梧州是广西商业、军事之要点，所以沈以二旅人驻扎该地。粤军第一师李济琛之部队则驻于梧州下流，广东之封川、德庆、肇庆等地。 　　黄绍竑于梧州因接近广州革命政府，暗中派陈雄(字杰夫，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为代表驻在广州。黄因其部队原是归我指挥，所以常令陈雄与我商讨广西将来发展之途径。我们衡量国内之形势，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合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之广州革命政府。 　　既经决定，我以全权代表往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谒见孙大元帅，表示广西竭诚请求加入革命行列，并申述广西统一对于革命之重要性。孙公也深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然。他立即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我为参谋长。辞别时，孙公以诚挚之态度对我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我说：“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之物质支援，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信仰而已。” 　　我持孙公之委任状潜回梧州，将经过告知黄绍竑。革命方向既定，第一步须解决冯葆初之部队。冯之力量甚大，装备优越，我们不敢贸然行事。先与粤军李济琛接洽，李亦接奉广州革命政府之支援指示，答应事发后必派军相助。李部因近梧州，朝发夕至，我们得此外援，声势益壮。 　　某晚，黄绍竑于梧州河面宴请冯，冯不知有诈，欣然赴约。酒过三巡，黄突拔出手枪对冯，因事起仓促，冯只得俯首被捕。冯部因黄事前派兵分别监视，毫无反抗，一一缴出枪械。此次，我们获得枪支二千余。沈鸿英驻于八步之部队，闻变本想开来梧州，因被粤军牵制不敢移动。冯部被解决后，我们就一面通电广西讨贼军职，一面电请粤军支援。李济琛派徐景唐旅之邓演达步兵团进驻梧州，盘踞蒙江口之平南县之陆云高亦相继被我们解决。 　　正当我们向广西内地推进之际，驻于广州之广西军独立师师长陈天泰，以援助我们统一广西为名，循西江回师广西。所部有四五千人，其人虽能征惯战，但不学无术。我们虽知其归来必定鱼肉地方，然而其部队庞大，非我们之力量所能抵拒。故外表极示欢迎，内部则积极准备，陈不知我们计划，派其参谋长李澜柱至梧州商洽。我欢宴他于梧州河面之花艇，请梧州与李相识之亲友作陪，他们并打麻将以延宕时间。我吃到一半故意说因另一处有应酬，暂时离席，其实我离席后就乘坐汽艇上戎圩，转乘车赴都城方面指挥部队对陈作战矣。 　　我们当时之部署：主力由黄绍竑统领防守中路，俞作柏担任右路，我担任左路。另请肇庆之粤军拊击陈之侧背，希望以钳形之势攻其前，粤军蹑其后，一举而歼灭之。我沿西江而下，左路俞作柏迂回敌后。中路夏威部先与陈部接触，为陈部所败，战线仅赖黄绍竑之一营兵力维持，战况危急万分。俞作柏因迂回路程过远，不及赶到，适我率领征讨陆云高时所收编之蔡少平、黄超武部兼程而至，敌我两军因相距甚近，前线官兵已肉搏冲锋，陈天泰手持自来手枪督战，与我相距不及百步，他面上大麻子均看得清楚。我在蔡少平阵地与蔡同站在一处，我两人均向陈开枪并督师前进，战况激烈，战至最后五分钟，陈部始溃。我们乘胜逐北，与左路军相会，围攻陈部，陈天泰被俘，缴得其枪支数千。此役因历时只一日即将陈部缴械，粤军未能参战。陈被俘后与我见面时，我多方安慰他，并送他衣服及旅费，放他由都城乘船回香港转广州。 　　陈天泰因我之主张纵囚而释放他到香港。不久即返回广州，向大元帅府控告我们，大元帅府拒绝受理。后来黄绍竑至广州，住于东亚酒店，陈众其旧部，包围东亚酒店，黄越楼顶而逃，幸得脱险。不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纵囚之是非真难论断矣。战胜陈天泰，我们之力量大为增强，统一广西之责任也更为加重。丹竹之卢某，江口之陈先觉，彭化之张春如先后被收编或缴械，其中以解决张春如最为艰苦，因为彭化地形险要，张之碉堡阵地建筑坚固，步兵进不去，子弹又打不穿。后经我使用山炮，张之阵地始被攻破。至此所余之大敌一为陆荣廷，一为沈鸿英。 　　我们之力量因不足与陆、沈抗衡。欲联合驻于浔州(桂平)之李宗仁旅长。李原是粤军林虎之营长，后林虎回粤，所部由李编为一旅。黄绍竑派我为代表前往劝说参加讨贼军，愿拥他为首领，起初李不愿意。我与李之参谋长黄旭初商议，若李率其所部与讨贼军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归服，其功岂仅在于广西。黄也以为然，经其委婉劝说，李不表示赞成，也不反对。李是陆荣廷之部属，我只身前往劝之反陆，于今想来，颇似入虎穴取虎子。 　　李考虑多时终与我们合作，但用定桂军名义，我即与之商讨，应先打陆荣廷还是先打沈鸿英。他主张先攻沈，因为沈之部属残暴，罪恶显著；陆有善名，舍恶攻善，不易号召民心。我主张先攻陆，因为第一陆当时驻在桂林，南宁为广西政治中心，防务空虚，易于进攻；第二陆与湖南相通，湖南又得吴佩孚援助，应与其支援未至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三攻打沈鸿英，胜之，陆之势力犹在，广西仍然不能统一；败之，则更不能打陆矣。当时我们之处境如楚汉相争时之韩信，联陆则沈败，联沈则陆败，所以我坚持联弱攻强，避实击虚。讨论三日毫无结果，我以为兵贵在速，对黄旭初说：“无论李旅长是否同意，讨贼军进取南宁，必须假道桂平。”李见无法推却，遂与我们合作，定名为定桂讨贼军共袭南宁。当时陆荣廷与沈鸿英相持于桂林城，南宁城防空虚，不攻而克。陆既被围于桂林，又失南宁之根据地，情势恶劣万分，幸得湘军叶琪、廖磊之援助，始能突围逃入湖南。 　　我们占领南宁后，于潭浩明公馆宴请诸军将领，当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我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此种安排事先已得李、黄之同意，而李表示我若不做参谋长，他不做总指挥。故宴席间推举，只是一形式而已。事后向广州大元帅府备案，亦为大元帅府所承认。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