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何甘当汉奸(2)

时间: 2012-06-09 19:59    来源:《赵无眠辣说历史》    赵无眠     点击:
  承认“满洲国”一事还可以再讨论。事实证明,东北也就是所谓“满洲”,确实不是汪精卫卖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确确是被蒋介石给卖掉了。1945年 8 月 14 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仅就出卖国家领土而论,蒋介石比汪精卫更有资格称为汉奸 :汪氏承认“满洲国”,是在中国战败(精锐部队被击溃,首都沦陷,所有的港口、绝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为日军占领)的情况下 ;而蒋氏承认外蒙,是在中国取得战胜国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协,出于迫不得已 ;蒋氏则是向“友邦”让步,绝无此种必要。“满洲国”最后仍收回来了 ;外蒙却永远地独立于中国之外。外蒙面积为 156.65 万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处为苏联强占的数万平方公里土地,超过“满洲国”的面积一倍有余。   中国为抗战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胜利后蒋介石“以德报怨”,一笔勾销对日索赔,优待侵华日军,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免予惩罚,其中包括罪大恶极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这也就罢了。作为(即将)战胜国元首,蒋介石拒绝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提出的将中南半岛归还中国的建议,就实在令人费解了。罗斯福曾驳斥戴高乐希望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图 :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越南有 1000 多年属于中国的历史,明代复归附于中国,后为法国殖民者控制。二战中法国势力被赶出,法国本土亦遭沦陷,战后勉强成为战胜国而跻身“五强”,这时正是收回领土的最佳时机,不料蒋介石断然放弃。在抗战结束前不到一年,即 1944 年双十节,他接见戴高乐政府驻华大使贝志高说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如果蒋介石不出卖外蒙,又顺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岛,请想想,今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局面?就连世界历史也要大笔改写,──那就不会有旷久酷烈的越南战争,不会有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纷争,中国的影响力及发展潜力将不可估量。   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这要算是抗战获得的报酬。   汪精卫选择的道路,把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帝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日本最终是失败了。1945 年 8 月,汪精卫病逝 9 个月后,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受日本残害最深的中国人,一方面对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一方面又觉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国那样顽抗到底,它受到的战争报复绝不止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给那么多民族带来过那么多灾难的国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情感上说,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会过高。但居然被它躲过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他一生第一个,或许是唯一的堪称英明的决定 :无条件投降。这个决定使日本逃过了本应严酷得多的战争惩罚,逃过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度,使日本这个几乎毫无自然资源可言的国家获得了在战后迅速复苏、崛起的一线生机。   中国的汉奸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当年清军入关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议和,提出与大清帝国划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当然,多尔衮不是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他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已然到手的华北。于是绝不允和,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命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攻克扬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为英雄殉国,谁也不再提他有过的“卖国”行为。   日本是一个以模仿力而非创造力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想模仿当年的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举世皆知。它有一种浓厚的“大中华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认为今日的中国民族(主要是汉民族)不足以与如此华美、悠久的中国文明相匹配,唯有大和民族才有资格和能力承继中华文化之大统。日军每攻克一座中国城池,其将领必赋汉诗,悲古今,大有一统江山之壮志,而无一丝战争罪犯之羞惭。日本的最终失败,当然由诸多原因造成,其战线铺得太开,过早地暴露称霸全球的野心,尤其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的参战,是其致命因素。   呼唤历史与公正的态度   二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领的经历。有占领就会有合作者。各个国家对于这些合作者,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大部分在战后没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被尊为“独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日本侵占时期,先后担任日本组织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参议员议长”、“爪哇奉公会”主席。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也在日占时期参加“卫国军”,到日本军校受训毕业后担任中队长。担任过三届印尼内阁总理的哈达,曾任日本军政府顾问。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于 1942 年日本侵占后,在日本军事机关任职。历任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统的吴奈温,1941 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海南岛及台湾受日军训练,1942 年充当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第二师师长,攻占缅甸。而出任过日占时缅甸政府外交部长的吴努,二战后三度担任总理。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曾宣布他的国家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1941 年同日本订立共同作战条约,向英美宣战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遭逮捕,但后来又做了 9 年多的总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1940 年德军入侵时,拒绝随政府流亡国外并率军队投降,10 年后参众两院表决允其复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对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儿子继任。   法国对卖国贼的惩罚较为严厉,维希政府的主要首领在战后接受了审判。贝当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禁闭 ;赖伐尔以叛国罪被处决 ;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处死刑。恕我孤陋寡闻,除了中国的“汉奸”,我只听说过法国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汉奸”一词译过来的。1944 年 8 月,盟军解放巴黎,市民欢庆光复的同时,也对法奸实行报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被剃了光头的法国妇女抱着她与德国军人生的婴儿,在市民的簇拥下游街示众。还有一张游街示众的照片,主角也是几个法国妇女,光头上画着纳粹的记号,因为她们做过德国侵略者的情人。这两张照片给我的震撼,超过另两张著名的二战摄影作品 :一是几个美国士兵将一面国旗插在刚刚被攻占的堡垒上,一是一个美国水兵在大街上听到胜利的消息当即搂过身边过路的女郎亲吻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除了跟侵略军睡觉,还犯过什么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她们也许是为了真爱,也许是为了解决温饱,也许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庆日子里首先将她们揪出来作为报仇雪恨的对象,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还是一种卑琐的心理?   法国人对“法奸”的痛恨,仍远远不及中国人痛恨汉奸那样强烈和持久。根据“泛汉奸”的说法,连沦陷区的百姓都有“伪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敌,其间绝无第三条路让你可走。围棋大师吴清源,年幼赴日本学习围棋,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之际,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吴清源后来所取得的地位,以及横扫日本棋坛 15 年无敌手的辉煌战绩,使人们已不在意他当年这一举动,甚至还有些“为国争光”的骄傲。但若放在当时来评论,这显然是“叛国投敌”的行为无疑。音乐家马思聪当然也是“叛国投敌”的,他偷越国境寻求政治庇护,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现在他们有声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说他们了,普通人则不会有这样幸运。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抗日战争结束五十几年了,为什么汉奸还那样多? class=’page’>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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