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道事君”。刘伯温说：“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这里所说的道，主要是指治国理政应当遵循的理念和原则，也包括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服从的真理和规律。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专制下，刘伯温在看待君臣关系上能提出“以道事君”的理念，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凤阳建都、平定王保保和选任宰相等重大问题上，刘伯温都敢于在朱元璋面前直言，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当时，明初定都何处，有争议。朱元璋提出除金陵（今江苏南京）之外，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建中都，实际上是想把首都迁到老家去，尝尝荣归故里的风光。刘伯温犯颜直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轻也”。刘伯温之所以坚决反对，理由有两条。一是营建中都工程十分浩大，而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再说，金陵与临濠相距并不遥远，在临濠营造中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二是元代著名统帅王保保仍握有重兵，对新生的明政权威胁甚大，需集中力量认真对付。但是，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于洪武二年命令开工在临濠营建城池宫阙，前后六年，耗费极大。加上朱元璋在同王保保的战争中又吃了败仗，死伤无数。在这种形势下，洪武八年四月，恰好在刘伯温去世之时，朱元璋最终不得不亲自撰写罪己文告，到中都祭告天地，罢建中都。刘伯温的逆耳忠言终被验证，也彰显了这位开国功臣“以道事君”的高尚人格。

    第三，“以智制胜”。刘伯温从小聪慧过人，博学强记，注重社会实践，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智慧超群的杰出人物。刘伯温生生不息的天道观，知必有见于行的知行观，教为政本、重德致用的教育观，试之事而后识贤的用人观等，都是他哲学智慧的结晶。刘伯温逝世后，人们根据他参与指挥过的军事战役和办理过的重大事项加以演义，逐步把他神化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天师”。而实际上，刘伯温的“神机妙算”，并非天授，而是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周密观察和思考，来自于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和体悟。这在他功成身退的变局中，也得到了体现。朱元璋的皇帝宝座坐稳以后，虚荣心和猜忌心大为滋长，开始杀戮功臣。刘伯温从朱元璋问相和定都等分歧中，敏锐地感觉到自己面临被冷落、被排斥乃至被铲除的危险。于是，他在年龄刚过六十，便当机立断，激流勇退，告老还乡，闭门谢客，不再过问朝政。就是这样，淮西集团李善长、胡惟庸之流，仍不放过他。在当时的权力倾轧中，刘伯温势单力薄，难以摆脱遭诬陷、受打击的可怕命运，但他依然坦然面对、沉着应付，最终得到较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