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出身并不十分显赫，祖父李殿华两次举人不中，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其父李文安多次参加乡试，终中举人，后为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鸿章6岁开始受教于父，刻苦攻读，18岁才华初露，成为秀才。1843年，入京师，心志专一，再接再厉，并拜会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1844年中式第四十八名举人。1845年，他虽参加恩科会试不中，但其诗文却已博得了曾国藩的刮目相看。1847年，再次会试，中进士，点为翰林。至此，李鸿章终于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层，完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由此奠定了波澜壮阔却也毁誉各半的一生。 　　但当时通过传统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士们已经不能满足时局的需要。李鸿章真正崭露头角始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以儒生起于戎马之间，凭借编练淮军“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据《清史稿》记述：“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籓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十一年，国籓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 　　在这场残酷的内战中，李鸿章表现出了较为先进的治军思想。他向曾国藩汇报淮军的情况时说：“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36 　　稍后他又向清廷阐述了自己的治军思路：“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37李鸿章的淮军部属中有不少再后来成为平定新疆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干将。 　　与时人相比，作为政坛新秀李鸿章有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并且有着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欲望，这决定了他将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 　　把李鸿章称为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实不为过。洋务运动是对西方殖民侵略的积极抵抗，也是对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所做出的理智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日本明治初期采取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策略并无二致。与同时代的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与中国的出路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帝国处于“厝火积薪，可危实甚”的局面，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再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时不我待！ 　　早在1865年，李鸿章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38 　　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器物层面的落后造成国际地位孱弱的事实，他曾沉心地指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未敢藐视，即欧西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39 　　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的见解仍旧被许多人所责难。 　　1884年，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游历中国各地，探访曾旅日的王黍园的族人，受到热诚款待。族人中有举人王砚云，广有才学，能言善辩。王氏说：“李中堂(鸿章)开办招商、机器二局，耗资百万，消耗国力，并无结果，大失民心。”冈千仞对王氏的说法不以为然，指出中国人是中了儒教的毒；还解释说，取西洋之长，以供我用，就是养育国本之要。王砚云却愤然说道：“机器者圣人不语也。此物惟有导国人去其质朴而趋赴机巧。”从王砚云的一番话可以窥见：若有人引进西洋文化，便会被斥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40 　　清朝历经两个半世纪，共开放了34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少而又少，且大多是西方强加。中外谈判不仅唇焦舌疲，而且每每兵戎相见，后人也多以此为耻辱的开始。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拿捏精当尽力避免负面作用，利用其不可限量的正面影响，指出：“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41 并批评整个社会在近代化潮流面前的麻痹和迟钝：“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42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帝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联合行动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他指出，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要求国家对此保持警惕的同时也要巧妙地利用局势。 　　李鸿章在这里主张国家如果主动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属于双边关系，同时也就制约了对方，这样的相互制约作用甚至强过动用武力，并且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可见李鸿章的主和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和怯懦，而是建立在对内实行变法自强的基础之上—“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44 　　李鸿章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的内政外交主张是在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对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翻开一部近代史，轻重工业的创办，矿山的开采，铁路的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新式学校的创办，海军的创建，陆军的整练，外交内政诸多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第一条电报电缆线的架设都在洋务运动时期建成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奠基性的、不可缺少的历史环节。洋务运动的缺陷不在于开启，而在于没有深入。 　　在戊戌变法中表现较为开明的翁同龢，直到1888年仍自信地认为“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对他进行启蒙式开导：“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