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随着官爵见涨，这几乎是一种规律，五百年来如王阳明、曾国藩这类大儒身居高位后，还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几人？隆庆帝在位时，内阁中先有徐阶，后有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饰，等徐阶退休，高拱被逐后，小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又有大太监冯保的亲密协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几乎不受制约，那么他没办法不专横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没办法不贪污腐化。不仅张居正在这种权位上很难抵抗，我估计即使换上王阳明和曾国藩也够呛，因为王、曾从来就没有掌握张居正这样大的权力。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只是一个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边的近臣高高在上，阳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谨慎奉迎；而曾国藩头上一直就有着慈禧太后为首的满蒙集团给套上的紧箍咒。 　　《明史。张居正传》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其性格自经历父丧后愈加恣肆专横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对包括门生、同乡在内弹劾声浪的一种反弹，越攻击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现；其二是在考成法实施、夺情等风浪中，他用霹雳手段打击惩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取得了全面胜利，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没人在敢给张相爷提反对意见了，满耳听到的只有赞扬、奉承之声。比如说，有一个官员送了一副黄金锻造的对联给张居正，上下联为：“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岳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居正号“太岳”。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把张居正和天子并列，简直是把张居正放在火上烧烤。张居正的同年进士、大文豪王世贞对这位年兄颇有微词，说张居正“一事小不合，诘责随下，敕令其长加考察。以故御史、给事中虽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内阁中如吕调阳、张四维等大学士，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在首辅的后面亦步亦趋，几乎成了张居正的小伙计。 　　有一件事能说明张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说过，张居正回家葬父，湖广巡按赵应元说自己差使已经办完，正在和新任者办接交手续，且身体有病，因而没参加，张很不高兴。出自他门下的佥都御史王篆，怂恿都御史陈(“火”+“介”)弹劾赵应元故意借病规避，赵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户部员外郎(约副司长的级别)为找应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陈(“火”+“介”)，说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诸臣生病请假的多了去，为什么陈都御史不弹劾别人，只劾赵应元？你陈都御史在嘉靖朝养病十余年，现在攀附权贵骤然任重要官职，自己做过的事情，反而用来指责别人，何以服天下？ 　　王国汲最有杀伤力的一段话是，“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威权比皇帝还大。居正大怒，想让王国汲下狱廷杖。当时拟票的大学士张四维建议从轻发落，仅仅对王国汲削职，皇帝同意了，居正迁怒张四维，好些日子不给张四维好脸色看。张居正死后，许多人怀疑四维参与报复张家，这大概是一个原因。 　　一个有权者是否清廉，不仅要看本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看他能否管好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张居正祖上是跟着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从凤阳起事的底层军官，定居江陵后，一直没出什么大官，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这一代，也就是个亦耕亦读的小康之家。万历四年刘台上疏说张居正，“辅政未几，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个时代，官做到这个份上，财富是挡也挡不住的。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个人操守尚可，年少时家贫，做到首辅后，两个儿子在松江老家横行霸道，大肆敛财，致良田万顷，成为江南最大的地主，罢相后碰上海瑞这个不讲情面的硬汉巡抚应天，生生让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阶管不住自己的儿子，而张居正当首相后，老父尚在，那父亲就更难管了。加上湖广的地方官想方设法巴结张府，张老太爷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落魄秀才，这下能不飘飘然么？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万历元年，当地衙门就主动为张家修建宅第，让武装警察——锦衣卫上工地当工人，这在明朝是超级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时代，不管功劳多大的官员，用锦衣卫做私事，被他知道后必定严加惩处。张居正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为此自责一番：“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长江中间的泥沙淤积成为可耕的沙洲，当地官员慷慨地把这块国家的土地送给张居正。张居正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和士大夫称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对此当然十分厌恶。不过想想《红楼梦》中走下坡路的贾府都能保举世仆赖尚荣为县令，何况权倾天下的张相爷。但满清入关后，贵族家包衣奴才保举为官是常态，而明朝士仆的阶层分野更为明显。 　　官员们如果直接把贿赂送到北京张居正的官邸，张居正也许会拒绝，于是官员就直接送礼上江陵张府，家里的人更挡不住这轮番的糖衣炮弹。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提到，给张家送礼最积极的是两广的官员，大概岭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没有中原那么多礼仪廉耻之类的道德说教。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道，“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说，到了他这个位置，不用去贪污，拿拿官场的常例钱，也能做富家翁。他给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讲到一位知县给他送礼，“屡却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为相爷嫌少，最后给他送上一条玉带。——他十三岁时湖广巡抚顾璘就慧眼识才，说他日后有用玉带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级别，别人主动送玉带上门。张居正大为惊异地说，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 　　至于被后人多有提及、认为是张居正品行上污点的是他的私生活问题，而我觉得，比起亲属受贿、重用亲信等问题来说，个人生活问题是危害最小的。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腐败，伤害的是公共利益，后者是私德问题。王世贞说张居正因为内宠太多，而年岁渐高，于是常服春药，这种药阳而燥，则饮寒剂排泄，冰火交加，郁结于下引起痔疮，又引起脾胃不能进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脑部，阳亢之药性引起头部发热，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据说严冬时张相爷不戴帽子，官员入内阁见张居正时，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东润以同情的笔调为居正“辩护”：“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张居正毕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强大到无处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御呀！ 　　和私德不修、广受贿赂相比，破坏一种公平的制度是更大的腐败。在现代国家，宪政体制下最基本、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是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而在明朝，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起码的公平是科举。无论是勋戚子弟，还是寒门秀士，在科考面前基本上是机会均等，如果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受到了损害，政府的信用可能将受到最大的质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和各省的督抚以及边塞将帅私通信件，在京城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收受贿赂多是他家乡的父亲、兄弟以及仆人干的。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们，张居正不希望他们没出息到收点银子，买些田地，而是希望他们和父亲一样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此，给儿子谋取最大的私利就是科举舞弊，让儿子们顺利进入宦途。科举的腐败是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 　　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在他当政时中进士，而且嗣修为榜眼，懋修为状元。有一个马屁精送给张府一副对联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说的就是张家的盛况，张居正欣然将其挂在家中。 　　万历二年，长子敬修参加会试落第，张居正很生气，那年的进士便不馆选，所谓馆选是不定期从进士中间选庶吉士进翰林院培训。庶吉士称为“储相”，那一届的进士受了池鱼之殃，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后他的仲子嗣修高中榜眼，再过三年到万历八年，六年前落第的敬修和三弟懋修一起参加会试，都成为进士，而且老三是状元。 　　尽管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且都天资不错，但在父亲当权时，如此高密度地中进士，且名次靠前，天下士子当然会忿忿不平。理论上说，不管父亲官多大，儿子也有和其他士子一样参加科举的机会，否则就是对其不公平了。但在那种贪腐的文化和专制的制度下，只要参与竞争，就很可能对别的士子不公平。因为一个人官做到足够的份上，贪腐、谋私都不需要自己费脑子，自有人替他操办，所以有时不得已而矫枉过正。居正殁后，太仓王锡爵为相时，儿子乡试中了头名解元，被天下人责难，王锡爵为了避嫌，干脆不许儿子参加会试。直到王锡爵退休多年后，这个儿子才高中榜眼。 　　对这种最大的腐败，唯有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可以阻止，但皇帝不但不阻止，反而纵容、鼓励。万历五年张嗣修会试中式后，照程序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所以进士称天子门生，但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真正主其事的是读卷大臣，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读卷，张居正要求回避，万历帝说，“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就是举贤不避亲的意思，而且说了句大实话：“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张居正官做到了顶点，家里也不缺钱财和田地，皇帝能酬劳他的，只有牺牲公平，拿国家的名器送人情。 　　张居正死后被皇帝清算，利用权势为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成为重要攻击点，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三个儿子“滥登科第”，皇帝看完奏疏，下旨将张的几个儿子的官职、科名革除。——反正皇帝什么时候都有理，科场腐败在以前是一种酬劳元勋的礼物，几年后成了惩罚张家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