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阵痛，是对帝王教育难以化解的艰难，不身处其境者，不足以理解这难点的发生和发展。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贪婪地掠夺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踢开地方官府，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因此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祸害就起自神宗的疯狂掠夺，自己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统治基础。 反观张居正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讽刺！君主教育的彻底失败，有力地证明，再优越的教育条件，再严格的自律要求，也无改于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地想造就的圣主，竟成为一代暴君。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从保民、保天下？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以抨击君主专制主义为主题，就是最好的回应。刘志琴(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