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颇为异趣的三形象(4)
时间: 2007-05-16 10:13 来源： 点击: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
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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