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

　　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莉萨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

　　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一首《菊花》诗，因最近拍了电影，蹿红了一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也写诗，他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淄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咏燕子矶》的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

　　记得他有一首刻薄钱谦益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钱谦益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1至2首，即使他是专业作家，打死也办不到的。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例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他的这三句，忘不了。第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