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主的评价，历史上主要有可次齐桓、中常之君、昏弱之君三种。《三国志》作者陈寿持中常之君的观点，评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而持刘禅是昏弱之君看法的，则占了绝大多数。 《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的作者认为，对刘禅的评价是一个综合课题，不可一概而论。从帝业来看，诸葛亮南征北伐都是刘禅为帝之后的事，不能说与刘禅完全无关。刘禅营造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本身就是巨大贡献。在蒋琬、费祎时期，刘禅无为而治，维持了国家正常发展。故帝业上不能完全否认刘禅，应该说其不失为中常之君。 至于帝品，综观其为帝四十多年的生涯，肚量大为其显著特征。期间主要首辅换了一批又一批，与同期魏吴相比，最大特征是完全避免了朝廷要员之间的内部倾轧，执政班子相当平稳。刘禅能够大胆用人，无为而治，唯一的问题是晚节不保，放纵了宦官黄皓。 在生活作风方面，刘禅应属简朴型君王。同时，他也是一个爱民的君王，除了善待土著、不大兴土木之外，更表现在面临江山社稷和百姓安危之间二者只能选一的难题时，他选择了百姓的安危，听从谯周之劝说，在前线尚未败亡之时决定降魏。 蜀汉是否该降，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有史家认为，刘禅选择不战而降，主要是从减少当地战祸角度着眼。这与当年刘备在败走长坂时的选择异曲同工。真正爱民的刘禅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而让人民多得实惠。正因如此，成都人民是怀念刘禅的，如成都武侯祠在北宋庆历之前，一直有刘禅的专祠。庆历年间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下令拆毁刘禅祠，曾引起蜀人的普遍不满。 对刘禅亡国后“乐不思蜀”的丢人表演，《新论》的作者认为，刘禅装憨卖傻，不仅是养晦自保，更关系着一大批降臣的命运。这一表演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表现如出一辙而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