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应该补充一条，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朱棣说：“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赵翼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因而朱元璋竟然规定了“不为君用”的法律。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与明廷合作。 有鉴于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礼臣下的观念。礼臣下并不是朱棣的发明。 　　在君主制社会中，虽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却有赖于臣僚去完成。君与臣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权力分享上，也在治国方略之异同上，他们常会发生冲突。是出于公心还是满足私欲，是立足于长治久安还是只顾眼前安乐，往往是他们冲突的焦点。作为君主，如何对待臣下的意见，作为臣僚，如何“辅佐”君主，是又一个为历代政治家注重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纳谏、听言是君主为人们所称许的美德。不畏威暴，敢于谏诤，则是臣僚应尽之责。在《圣学心法》中朱棣说：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之大福也。众言日闻则下无蔽匿之情，中无隐伏之祸，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纳言之要，在于虚心约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临下，若不和颜下士，则人亦有言而不敢进。但君主之纳言，目的仍在消除祸患，长治久安。 　　那么，何者可亲，何之可斥？何言可纳，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则：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伪，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处心公正，表里如一，小人则用情私邪，险陂倾侧，当审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难辨，惟明君则能识之。 　　他批评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为，必然终至败亡： 　　若夫庸主则不然，好谀而喜佞，拒谏而饰非，恣其志之所为，极其心之所欲。享重禄者，固荣而保位，居下僚者，惧罪而畏诛。缄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败亡，可胜惜也！ 　　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贤君？暴君？ 　　但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仅是朱棣的言论，它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说的行事呢？事实证明，朱棣对他所宣称的信条并不总是严格恪守。他有时是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是干脆背离了他宣称的信条。 　　先说敬天法祖吧。朱棣本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事实上，他的父亲确也按照“天命”将他的长兄朱标立为太子。懿文太子死后，又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如果朱棣安于天命、遵奉祖训、谨守礼法，便不会导演出靖难那一幕戏剧了。然而他无法抵制皇位的强大诱惑力，由于他镇守边塞、节制诸军而养成的实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终于突破天命和礼法，要自己去改变既降的命运了。 　　经过三年多的征战，朱棣取得了胜利。将入南京金川门时，编修杨荣拦马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谒孝陵然后再入城即皇帝位。  从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谒陵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过是驾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至若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齐鸾之谋早形于咨议，乃犹南向让三，连章劝进者。欺天乎？吾谁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称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则不足以制天下。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朱棣精心炮制的即位诏： 　　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于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赢得天下的原因无法说清楚，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难免产生这样的幻觉。当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于天命，他不能超出历代以武力、智术夺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维模式，要借天命来宣传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观。比如朱棣虽然宣传天人感应，但是他对“祥瑞”等迷信却是不尽相信的。永乐二年七月庚申，山东临清县奏野蚕成茧，且进献野蚕丝二十六斤。这被人们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礼部尚书李至刚请率百官朝贺。朱棣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  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为念，其头脑还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献瑞麦，朱棣斥为“谀佞” ，臣下奏贺柏树生花，朱棣斥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于民”， 民献嘉禾朱棣称“但得四序协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给足，即是国家之福。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  等等，都表现出朱棣对于“祥瑞”的态度。 　　下面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妨录之如下： 　　永乐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请率群臣上表贺”。上曰：“……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圣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灾害，不忘以生民为念，特别他不欲闻祥瑞之贺，而把灾异与自己的行政相联系，又从而对自己有所警戒，对群臣有所训谕，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朱棣的拒绝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为言，固然群臣为讨好朱棣，但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的固有观念，是君主政权的合理性的重要说辞，从根本上说，朱棣是乐于听到这类赞颂的。朱棣说灾异也是“朕所致”，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承认了祥瑞也是“朕所致”，从而肯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只要这个思维模式不改变，关于祥瑞的祝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并不相信金丹、长寿等迷信。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朱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  他甚至并不企求长寿。一次，他与大臣论及此事，说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  朱棣更重视的是修人事，他急于建立功业，垂名后世。然而，我们说朱棣急于垂名后世，不如说他更急于建立他当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为一切谨守封建礼法气节者所不齿，事实上他也被政治反对派指为乱臣贼子。怎样从乱臣贼子变为盛世名王，这是朱棣极费脑筋的事。他常常能够自省，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