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人关于王权的一个观念显然与中国人相同，即他们的统治权乃上天所授（汉语为天命，满语为abkaifulingga）。此处再次表明，直接的来源似乎不是中国，而是蒙古，因为自13世纪以来成吉思汗最常用的别称之一是tengri-yinjaya　atu（天命）。满族人以基本上相似的方式采用了这些别称——用于称呼他们的统治者，特别是努尔哈赤。 在蒙古人中，任何以世袭权利统治其领地和人民但不是可汗的人，都被称为诺颜（noyan，复数为noyad），意为“王公、贵族”。自成吉思汗到15世纪，诺颜一直指官员或军官，也指被委任的职位或赐予的地位，但在蒙古的贵族化潮流中，noyad逐渐演变成了世袭统治阶级。满族的beile（贝勒）头衔不仅准确地直译了noyan的后面几个含义（贵族、王公、部落统治者），而且有相同的演化：一直到明朝末年，贝勒也指官员。 满族早期关于“国家性质”的明确表述包含于词汇doro？ajin（管理和法律）中。除（正确的）治理、管理等词意之外，doro也指途径、正确的道路（此意被用于翻译中国的“道”）和礼仪、仪式（此意被用于翻译中国的“礼”——“正确的行为规则，礼俗”）。？ajin（法律）似乎指的是上天制订的律条，高山仰止，永恒不变，继而又指宗教法，如fucihi？ajin（佛教法）。如果统治者违背它，或者允许臣民违背它，将使上天恨他，或认为他“失德”（wakalambi），上天甚至有可能颠倒宇宙的秩序。推而广之，皇帝确立的所有根本原则也被称为？ajin（法律）。 Doro？ajin这个词汇是直接借用了蒙语中的t？r？？asin或t？r？？ajin（世俗管理和宗教法），它是15世纪和16世纪蒙古书写者普遍使用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双重法则（qoyaryosun或qoyarasa）。这个概念也许早在13世纪忽必烈时代就已为蒙古人所熟悉，它可能来源于西藏： 它认为国家（实为世界）分为世俗和宗教两界；“喇嘛是神圣宗教（？ajin）和教主的根本，而皇帝是伟大的（世俗）政府（t？r？）的最高统治者和（世俗）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甚至在元代，t？r？（与满语之doro一样）就被用于翻译汉人之“道”和“礼”。至少从14世纪开始，？ajin（法律）就被蒙古人用于指称佛教了。虽然佛教在努尔哈赤时代已为满族人所熟知——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本人信仰佛教，但佛教在满族人中的影响没有在蒙古人中那样大。因此，满语词汇？ajin不具有蒙语中固有的那种强烈的佛教色彩。它指的似乎是天律（或者天地律，abkana），而天律是满洲萨满教的核心内容。 为满族人早期的政治观念寻找蒙古之根源，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中国理念之根源。上述事例中包含的观念，即治理是一种发挥善行的功能和普及正确行为的规范，其最初的来源就是中国。但是，中国的这些理念似乎主要是通过蒙古的“过滤器”传给满族人的。这些理念看上去是中国的，但经过了蒙古人300年的改造和重塑。的确，这些最初源于中国的理念（如天地的作用，皇帝是宇宙的一分子，等等）的古老色彩，表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对内亚产生影响后留下的遗存，在成吉思汗出生之前，其影响持久且广泛。 我们有理由预期，满族人从蒙古文化中借用了许多词汇来强调关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这些崇高观念。事实上，我们在《满文老档》等早期满文档案和文献的每一页上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努尔哈赤把蒙古的头衔授予他的王公大臣；蒙古的法律和税收词汇被普遍使用。蒙古文字（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输出载体）可能是这些新词汇和观念的最大来源，因为在努尔哈赤于1599年发布著名的命令以蒙文为基础创造满文之前，蒙文一直是满族人的书写语言。（女真文字似乎早已失传，至少自1444年以来，蒙文一直是多数女真人书面交流的常用工具。）这里自然就出现了值得警觉的问题：在早期满文文本中出现一个蒙文词语，并不能证明这个词的词意借用自蒙文；蒙古文字的声誉非常之好，足以让满族人用蒙文中的同义词称呼本民族创立的一些机构和制度。同样，许多真正借用自蒙语的词是其“翻译”词，比如把颜色和动物名结合起来以计时的方法，或蒙古人把官员明确区分为两类的风俗：大臣（蒙语为sayid，满语为amban）和官员（蒙语为t　simel，满语为hafan）。 15—17世纪的蒙古人与早期满族国家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非常像12—13世纪的突厥人与早期蒙古人的关系：他们都是大量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其中一些是披着异族外衣的中国文化。 在16世纪和17世纪（及更早以前），早期满族人与蒙古人之间存在其他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是前者借鉴后者的结果，也许是源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拥有类似的生活方式。试将其中一些共同特点列举如下：满族人和蒙古人（特别是元代以前的蒙古人）都信仰智慧天，智慧天授予他们的统治者以统治之权，他们的统治者则向智慧天负责。满族人和蒙古人都以向天（或天与地）庄严宣誓的方法缔结政治同盟，宣誓时常常伴之以宗教祭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满族人和蒙古人都认为，参加部落的正式狩猎活动和参加军队，是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必不可少的统一行动，他们都把军民视为一体。对满族人和蒙古人来说，所有王公大臣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立皇帝或发动战争一类极其重大的决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机构。 满族所有制度中最著名的是八旗制度。八旗是政治军事一体化的组织，其完整建制为：每个g　sa（固山）7500人，g　sa之下依次为jalan（甲喇，每个jalan1500人）、niuru（牛录，每个niuru300人）。八旗制度似乎是几个不同制度的综合体，那些制度最初是没有人数定制的。八旗制度发展成为满族用于管理和动员的工具之后，也被运用到了归顺满族统治者的所有蒙古人中。无论从语言上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满族的旗（g　sa）都不能被解释为是从蒙古人那里借用的，试图把它的来源归于明朝的指挥体系（卫所）的做法也是不令人满意的。不过，满族人和蒙古人都认为，蒙古的盟旗（qosi　un）制度——把部落（oto　）视为军队——实际上与满族的八旗制度是相同的，因为在整个满洲时代，在所有满文和蒙文文本中，这两个字词是互译的。不同的蒙古部落归顺满洲当局时抱持的想法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无论他们的归顺是何时和怎样完成的，建立八旗制度以管理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困难，而且蒙古人似乎从未因此项制度而对满族人的控制产生不满。 相关阅读： 清朝皇帝御用的木兰围场是什么样子[组图] 清朝紫光阁功臣相：表彰统一台湾和新疆的功绩 1911年清朝海军出访八国的扬威之旅 清朝刑罚牢狱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