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以性恶论为基调来设计制度，处处离不了防范和制约。而任何制度体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旦把这种防范发挥到极致，最终的走向就是朱元璋处理四大案的做法。因为一放就恶，小人嚣张，只好严管；一管就假，君子不屑，还是小人得志，只得严上加严。稍有松弛，前功尽弃。淘汰的多是正直好人，小人借机扶摇直上。 性恶论导致小人得志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首先，小人善于揣摩上意你不相信任何人，我就跟着你的思路走。君子的一大特点是不会人云亦云，而小人的脑子则进化到了宠物状态。君主不相信其他人，但不能不相信自己，所以对那些完全顺从自己的，自然要另眼看待……

本文摘自《史海管窥——掌故中的管理智慧》 作者/刘文瑞 中国发展出版社

性恶论和小人得志

相信人性本恶的假设，势必走向丛林世界。以性恶论为前提设计制度，最终肯定走向韩非和秦始皇。

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得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历代统治者常常把近君子，远小人作为用人的基本准则，但是君子总是十分稀缺，而小人却是屡见不鲜。那么，小人得志是怎样形成的呢？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绩可以作为一个引子。

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是明初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所谓空印案，是朱元璋发现地方官员到首都核定钱粮收支预算时，都要带上盖有骑缝印章的空白文书，遇到户部驳回，随即用空白文书改正。朱元璋怀疑其中有弊，处死了所有地方衙门在空白文书上签字的官员和主印官员。所谓郭桓案，是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贪赃，刑讯逼供，牵连到六部多数长官，几乎把中央各部门侍郎以下一扫而光。当滥杀无辜引起普遍不满时，朱元璋又处死了办案人员以平民愤。所谓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以谋反罪处理了一大批文武开国元勋。这几次大狱，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捕风捉影、借题发挥，但也确实震慑了官吏队伍，保证了吏治的清廉。

在严刑酷法的威胁下，官吏战战兢兢，唯恐身家不保。严打高潮时，官员上朝，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来，则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洪武年间曾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严德岷，至宣德年间谈起往事仍心有余悸，说:先是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明史·严德岷传》）人们为了保命，不得不顺从上意。好一点的官吏，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凡事墨守成规，唯求避祸；阿谀奉承之流，则曲迎上意，看风使舵，甚至助纣为虐。严打的结果是士大夫的骨气被一扫而光。朱元璋本意是要建造一支清白干净的官吏队伍，结果却使身边重用的人多数都是龌龊之人。

朱元璋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刑法的威慑力。之所以迷信刑法，是出自性恶的假设。正是性恶假设，引导人们走向小人境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把性恶假设奉为圭臬。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针对人性假设的争论。先秦的孔子主张性相近，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公都子主张性有善有不善，争论得一塌糊涂。后来的治理者，无非是在这二者之间搞平衡。对于多数帝王而言，在思想上还可以倡导一下性善假设，以作为推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在现实中大都偏向于性恶假设，以防范草民百姓的为非作歹。这种貌似矛盾实则一致的立场，用一句俗语就可以说清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朱元璋则是少量绝不相信性善、坚决相信性恶的帝王之一。在他的眼里，所有人都是恶人，尤其是官场中人，无官不贪、尽皆赃罪。所以，除了以严刑酷法惩治，别无他法。这一思路，实际上就是一种你恶，我比你更恶的威胁。这种威胁充其量只能压抑恶，却不能弘扬善。今天，不少学者强调，法治社会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对于这种论调，我们暂不进行长篇大论的学术考究（这种考究在学术界已经有人做得相当深入），只强调一句如果把法治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最终在理论上只会接近韩非，在实践上则靠近秦始皇。

以性恶论为基调来设计制度，处处离不了防范和制约。而任何制度体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旦把这种防范发挥到极致，最终的走向就是朱元璋处理四大案的做法。因为一放就恶，小人嚣张，只好严管；一管就假，君子不屑，还是小人得志，只得严上加严。稍有松弛，前功尽弃。淘汰的多是正直好人，小人借机扶摇直上。黄钟毁弃、瓦釜轰鸣的悲剧，只得重复上演。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逻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