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１５英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１５英寸雨量线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２２００年后叙及秦皇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