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登上摄政王宝座的那一刻起，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担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息过。我觉得，唯有将全国的权力置于自己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确保政令的畅通和号令的统一。因此，还在盛京的时候，我就借口“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结束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院事务的惯例，各部院事务改由摄政王统领。这样，各部院大臣的行动就不再受主管亲王贝勒的掣肘，而是直接听命于我和济尔哈朗。然后，我又下令，所有衙门的奏陈，必须先报到睿亲王府。这道命令的发布，绕开了心眼不多的济尔哈朗。这样，他的权力也被削弱，不得不退居我之下了。就在入关前四个月，我通过礼部议定，在所有国务活动和狩猎活动中，亲王贝勒不得与摄政王平起平坐，这样就在礼仪上实现了唯我独尊。 　　当然，我的这些集权做法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反对，最强硬的反对者当属储位斗争一无所获的豪格。但是，豪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豪格的亲信何洛会，大概是看到豪格政治前途渺茫，于是落井下石，向我密告豪格图谋不轨，并把豪格私下里发牢骚要杀掉我的那些气话学给了我。此时的我，已经是摄政王，是任何人都无权触犯的。因此，我抓住这个把柄，把豪格的心腹大臣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豪格集团顿时土崩瓦解。这个结果似乎也让济尔哈朗感到担心，后者只好主动向皇帝上书，请求将自己的位次排在我之下。这样，在入关之前，我已经完成了全国权力集于一身的过程。 　　入主北京，仅仅是个开始。兄长渴望以北京为起点完成对天下的统一，但壮志未酬，溘然长逝，所以我作为摄政王，理应肩负起这样的重任。但十二哥阿济格仍坚持以前“残毁”明朝的政策，这遭到了我的断然拒绝。为了营造顺治迁都北京的良好政治氛围，我做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作为朱由检的最大敌人，我竟然为上吊而死的这位明朝末代皇帝服丧三日，以表明清朝“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我派人前往邻近各省招抚当地明朝官员，许以加官进爵。由于李自成军队的南撤，导致他此前控制的山东、山西、直隶等地区出现权力真空，我迅速派兵加以平定，稳定了京畿的形势。 　　几乎在我入主北京的同时，南京的明朝遗臣拥立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这样，在北京之南，至少有退居陕西的李自成、割据巴蜀的张献忠、坐拥东南半壁的朱由崧三个政治集团，这些是我完成全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先打谁呢？谋士柳寅东建议，先出兵进攻李自成和张献忠，控制中原、陕甘和巴蜀，而后顺江而下消灭朱由崧。这个策略我觉得可行，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将清军进攻“流寇”，替明朝报仇的口号付诸实施，换得更多明朝遗臣的支持和投降，一方面有利于各个击破敌人，避免敌人联合造成我军东西两线作战。于是，我立即派遣十二哥阿济格和平西王吴三桂率军追击陕西的李自成；十五弟多铎率军经略河南，取得下一步进攻朱由崧集团的前沿阵地；豪格率军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为了迷惑朱由崧集团，我还特地抛出橄榄枝，给朱由崧一个可以划江而治的错误信号。朱由崧君臣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派团来京谈判。根据可靠情报，南京继续歌舞升平，江北四镇的火并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连头脑比较清醒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也幻想与我朝议和，共同打击李自成。 　　阿济格的追击很快就有了效果，李自成一路惨败。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阿济格、吴三桂率军攻占西安。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袭身亡。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豪格率军进攻四川，张献忠出兵抵挡，在川北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军神射手雅布兰一箭穿喉，张献忠当即殒命。多铎平定河南后，趁南明江北四镇火并之机大举进攻南明，迅速占领扬州，俘杀史可法。接着攻占南京，收降了三十万南明军和大批南明官员，俘获朱由崧，将其送回北京处死。这样，三个敌对集团的头目皆一命呜呼。我的统一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问题接踵而至。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力量仍旧兵多将广，他们以湖南、云南为根据地继续抗清；明朝的亲王们在浙江、福建、广东先后建立政权，表示抗清。更让我棘手的是，由于我坚决执行被征服汉人必须剃发和改易衣冠的命令，加上史可法在扬州抗清激怒了十五弟多铎，导致城破后清军一连十日的疯狂屠杀。这些都导致视身体发肤和中原衣冠为至宝的南方汉人十分抵触清军的征服。于是，以人文渊薮自居的江浙地区竟然自发组织了多次抗清行动，给我的统一大业带来了不小麻烦。尽管这些抗清行动很快都被扑灭，但这种抵触情绪一直存在。成为我的心腹大患。 　　在北方，局势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稳定。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生活需要，我颁布了圈地令，允许满族人圈占京畿土地，导致更多的汉族百姓在强权面前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生活艰难。为了满足入关满族人的居住需要，我下令将北京的内城划为满城，将京城的汉族居民一律驱赶到正阳门以南的外城居住，并强迫京城百姓剃发。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汉族百姓的确过得很惨，引起他们的不满，但为了统治民族的利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由于清军的勇猛追击和抵抗势力的分散软弱，特别是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汉族降清亲王的不懈努力，前线战事不断胜利。一个又一个的捷报极大地巩固了我在朝廷中本已显赫的地位。入主京城后，顺治帝立即下诏，尊我为“叔父摄政王”；一年之后，晋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年)，在我的指使下，小皇帝发布诏书，认为我“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从这一刻起，我的地位甚至在形式上也凌驾于皇帝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