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还擅长绘花鸟画，很有天分，在圆明园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这些优势让她在后宫鹤立鸡群，引人注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西后入宫时，夏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咸丰帝)见而幸之。”可以设想，炎炎的夏日，她单衣伏案，校读书卷，这样好学而美丽的女人，能不让年轻的咸丰怦然心动吗？ 　　那么慈禧的才学究竟如何呢？这从她垂帘听政后，在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则上谕中可见一斑：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狭致(挟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 　　此时是1865年，慈禧已经在政坛历练多年，渐趋成熟。可这则她亲自起草的共计三百多字的上谕中，错别字竟高达十二个，语句亦不甚通顺，足以证明其寻章断句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觉”只是一个瞬间，“悟”却是一个过程。慈禧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崇陵传信录》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 　　当英法联军朝北京进发之时，天子之都暴露于侵略军的炮火之下，优柔寡断的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魄力。慈禧挺身而出，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与洋人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可见初涉政事的慈禧就以强硬果敢著称。而英法联军突破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天，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得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正杀奔京城而来。咸丰帝顿时慌了手脚，吓得束手无策地和众嫔妃抱着哭成一团。就在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时，只有慈禧一人保持着理智清醒，她不惜违反祖制，从储秀宫的帷幕后站出来，大声对咸丰帝说：事情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危机才是考验人的试金石。巨变面前，咸丰帝的懦弱动摇暴露无遗，而慈禧的冷静沉着和敢作敢为也确实表现出她不同凡响的一面。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评论道： 　　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 　　平心而论，在强大观念和制度的笼罩之下，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的叶赫那拉？兰儿，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还刚强果断、机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但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这在古今中外的政变流血事件都不多见。即使抛开学识不说，慈禧的驭人权术也确实有一整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訢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三 女人当国，注定是“红颜祸水” 　　§她为什么遭到万人唾骂 　　学者苏同炳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这样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实只要冷静分析，对慈禧的道德抨击，更多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历史资料已经证明，慈禧太后并非完全“浅薄无识”。而所谓她阴谋篡权、“牝鸡司晨”也无异于是颠倒因果的结论。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危机下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即使奕訢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 　　总体文化历史背景决定了一个政治家的识见能力。而在历史的潮流中，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屈服于时势的力量。当时的英国经过文艺复兴的启蒙，不仅发明了大炮巨舰，各种先进的思潮也层出不穷，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走向进步的力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达到了辉煌的颠峰时期，维多利亚女王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在于情理之中。而中国“三纲五常”、“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依然让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了进步的方向。腐朽的思想文化，在洋人的船坚炮利前面，不堪一击。 　　晚清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专制统治已经穷途末路，整个社会已经失去转型的动力和变革的空间。十九世纪初，龚自珍感叹道，大清各阶层的智力都在衰退，即使是小偷也显得笨拙：“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 　　慈禧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然而晚清政治之衰，从根本上讲也是满族集团统治力衰竭的体现，不只关乎慈禧的个人能力。“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这是清末民初人物陈宝琛于1895年写下的《感春四首》中的一句，以之形容晚清政局再合适不过。主导“时局”的军机大臣虽一换再换，但却一任不如一任。恭亲王奕訢主持中枢时，勇于任事，倡导变革，国家一度大有起色，但威高震主，被慈禧多次打压后，赋闲十年，锐气尽磨，忧郁满怀地叹道：“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随后秉性庸弱、不明事理的醇亲王奕譞、礼王世铎取而代之，走上前台。在他们的操纵下，“时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他们囿于深宫，对民情、国情尚不甚了了，更谈不上了解支持西学。各部院不但没有近代的政府职能，官员们更谈不上具备相应的近代政府部门的专业知识。这样的中央决策层，即使天下太平之日，也断难有所作为，何况让他们来应付千年未有之变局？ 　　因此晚清政局的糜烂，不能完全怪罪于统治者的错误政策，而是历史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如果一味把中国的失败都夸大到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无疑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 　　慈禧只是在她的历史角色上做了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有哪个伟大人物能够在这样的思想酱缸中励精图治，挽救大清这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呢？ 　　相反，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既有顽固派的阻挠，又有西方列强的干扰，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依然睁眼向洋，努力作出了最大的改变。她突破祖制大胆重用汉族官员；力排众议废除科举并派遣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让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竟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她努力地推行政冶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设想的还要广泛，手段也比戊戌变法时更切实有效。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我认同学者张宏杰先生的观点，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衡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不但会胜过历史上大多数女独裁者，也将令无数政绩平平甚至醉生梦死的皇帝黯然失色。 　　然而，女人从政在中国传统舆论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祸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与男人并无二致，也要额外被舆论加倍谴责。在一个以男权为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是“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正如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把江山葬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其实，慈禧自己内心深处何尝没有一份难言的苦楚？尽管把女人做得那么风光，但她在病榻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 　　对于一个威震天下、风光无限的女人，临终时留下这样凄凉的遗言，慈禧复杂的心绪可想而知。假使她不要撑得那么苦那么累，让大清的破屋早点坍塌下来，中国早点步入重建的时代，也许于国于她，都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