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宦官还不断被朱元璋派为特使，参与国内、国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告诫他乃父朱文正当年在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20］，要他“再休与一个小人闲戏”，致蹈乃父覆辙，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发生蓝玉谋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21］由此可见，宦官已经参与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机密！至于让宦官飘洋过海，奉使外国，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屡见不鲜。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丽流寓之人归国；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之丧；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国，赐给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祭奠已故国王，并赐给新登大宝的国王文绮四匹，以示祝贺。如此等等，都明确记载于《明太祖实录》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问题上，打破朱元璋种种禁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时期宦官的人数，在不断地明显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22］，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丽国要阉人达二百名之多［23］，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总数虽无确切数字可查，但为数肯定相当可观。朱元璋还曾亲笔谕安南国王，指出他不允许安南进贡的阉宦回国，是错误的，提出“今后凡有省亲怀旧欲归者”，应当允许他们回安南［24］。也正因为宦官人数日益增多，需要加强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内官诸监库局品职，设下九监、二库、六局，即：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设宫门承制等官。这就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洪武时期的宦官虽已干政，但尚未专权，而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步开始专权。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朱棣起兵从亲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权，按当时的标准是犯上作乱，属于谋逆性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窃取朝廷的种种机密，当时建文帝身边的一些宦官，恰恰充当了朱棣的走卒。这就是史料所载的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25］，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立过大功，成了朱棣的开国功臣。因此，朱棣当上皇帝后，对宦官的态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继承衣钵，更加“多所委任”［26］。首先，在名称上让宦官高升一步，使他们顿时抖了起来。原来，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时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中尉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监正、监副、监丞名门正、门副之类，永乐初年，“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是说，宦官由“中”字一跃而跻身为“太”字辈了。明朝人对此事曾有评论说：“夫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27］永乐三年(1405)，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内又派有内官王安等人，从而开始了宦官监军；又命宦官马靖镇守甘肃，从而为宦官分镇地方开了先例；更严重的是，永乐十八年(1420)，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就为宦官的特务活动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