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限制宦官专权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他当上皇帝以后，不仅暴风骤雨般地废黜了宰相，还滥杀功臣，用专制和屠刀树立起了古今中外最独裁的统治形象。在这种形象的威慑作用下，中央和地方、内宫与外宫、王府与都司等再也不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是互相监督、彼此防范，明朝帝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泱泱帝国，朱元璋仅靠几个亲信来处理每天的军国大事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统计，仅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全国各种机构呈送的奏札就有1660件，各种事务3391桩，平均每天207件奏札，411桩事。这样繁重的工作量，在没有了宰相之后，朱元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有些手忙脚乱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为身边的宦官开启了参政的大门。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年间，宦官曾多次被派出传达诏令、汇报军情、观兵阅胜、犒劳将士、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处天下税课、市易马牛，甚至出使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实行了“半印勘合”制度，就是外廷及王府重要政务必须到内府勘合才能处理。这样一来，宦官就合理合法地凌驾于朝官之上了。 如果说朱元璋使用宦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他的儿子朱棣即位后，则有意提高了宦官的地位。他把宦官的名称由监正改为了太监，虽是一字之差，但意义却非同一般。从此以后，大明帝国开国之君精心设计的防范宦官专权的清规戒律被他和他的子孙们破除得一干二净，唯一剩下的仅仅是悬挂在宫门之上的那块孤零零的铁牌。 那么，王振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富贵之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