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各地风起云涌的娱乐选拔赛络绎不绝，演绎了一幕幕“麻雀变凤凰”的轻喜剧，想飞上枝头的普罗大众似乎通过娱乐走进了一个“神话”世界。这种娱乐美其名曰“”，掀起一拨又一拨的热潮。然而，穿透这些夹杂着泪水和欢笑的感情攻略，我们可以看到，制造出来的娱乐事件充其量只是一种商业工具而已。

　　［关键词］ 娱乐;神话;空壳 　　 　　“如此巨大的革新必将改变各种艺术的所有技术，并以此影响创意本身，最终或许还会魔术般地改变艺术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瓦莱里在一个世纪前作出的这个预言已经成为事实，其不可逆转的渗透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觉察到它的分量，就像我们一般只会思考金钱而不是思考空气对生存的影响，因为空气无处不在。 　　这说明人们是在稀里糊涂中踏入这种文化新世代的。似乎一觉醒来，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娱乐的国度，而这种娱乐美其名曰“艺术”，并且贴上“梦想”与“成功”的副标签。媒体可谓这种“梦工场”的制造者，近年来各地风起云涌的娱乐选拔赛络绎不绝，就似乎证明了普罗大众爱好艺术与追求梦想的狂热。以湖南卫视为例，当“超女”（女性歌唱比赛）或“快男”（男性歌唱比赛）们在台上卖力地“PK”时，当主持人在旁边声情并茂为他们的“努力”与“坚持”渲染时，再加上评委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点评，以及早已录制好的温馨背景片断，所有这些因素一起煽风点火，如何能不制造出一顿顿感人的“艺术大餐”？“光荣与梦想”（媒体的口号）就这样成为众多平民百姓的日常用语，他们在喧哗与尖叫中因接近艺术与文化的“真身”而洋洋自得。当冠军终于诞生时，他或她就成了众人眼中的英雄，一场本来是地方级的比赛至此被营造成帝王级的盛事。看到湖南卫视尝到的甜头，众媒体也不甘落后。于是，当你在安徽卫视或其他卫视看到雷同“超女”的比赛，请不要惊讶，这绝不是巧合，而是“超女”的幽灵正在被n次复制。事实上，几乎有资本和能力的各大小地方电视台都在炮制各种名目的“超女式”选拔赛，企图延续或者超越这一“神话”。这种传播的同一性早已屡见不鲜，早在数年前，当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同时播放《还珠格格》时，人们的神经就已经麻木了。而这种雷同的风气还在继续蔓延。 　　近年来，在强大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媒体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担当追星渠道的角色，他们还要制造明星，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逐渐固定下来。然而，穿透这些夹杂着泪水和欢笑的感情攻略，我们可以看到，制造出来的娱乐英雄充其量只是一种商业工具而已，由媒体炮制出来的这些娱乐盛事，甚至还够不上次文化的边角料。它们与艺术毫无关系，因为其中的操作规则不是艺术法则（再说，艺术有这么统一的操作指南吗？）而是商业规则，普及艺术也不是他们的目标，知名度、收视率及更重要的利润才是终极指向。然而，由于艺术也有着消遣的因素，这一点为把娱乐提升为艺术提供了口实，于是，在娱乐文化无孔不入的大潮下，艺术的概念被魔术般地改变或遮蔽了。但有理由证明，这些每天大量生产的娱乐事件，只是艺术的空壳而已，正如那件皇帝的新衣，娱乐所披上的文化外衣——小孩知道——是空无。 　　 　　一 　　 　　本雅明早就看到机械与艺术挂钩以后的幻变后果［1］260-292。他认为，凡是人所做的事情，总是可以被模仿的，因此艺术作品原则上就是可复制的。人类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复制的历史。如印刷就经历了木刻、铜板术、蚀刻、平版术等阶段，每个阶段都将艺术的复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然而，本雅明同时指出，技术复制所达到的水准，更能反作用于传统的艺术，并且改变艺术的创造方法。这种反作用在电影艺术的兴起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因为与舞台演员相比，电影演员的艺术成就是通过一台机器（摄影机）展现给观众的（而前者是本人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带来的结果是：机器（而不是观众）决定演员的表演，而随之所导致的致命性是：围绕舞台演员的氛围必然消失——与此同时，围绕他所演的角色的氛围也随之消失。正是氛围这个词表达了这种反作用对艺术的危机。因为氛围代表着原作的此地此刻即它的本真性，而复制性的东西贬低的恰恰是这种本真性，在越来越无法控制的技术复制过程中，艺术作品的氛围枯萎了，而氛围或本真性所代表的传统也被撼动了。这样，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概念被魔术般地改变就发生了。因为被复制作品的独一无二性已经被大量制造所取代。 　　比起本雅明的时代，技术在今天的娱乐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成几何级数增长。一场今天的歌唱比赛，影响选手成绩的除了摄影机，还有更为庞大的技术支持（包括互联网、手机通讯等设施，其中，由“粉丝”发送的短信甚至决定着冠军属谁）。技术不仅单方面影响表演者，还影响庞大的观众群——在直播现场狂呼乱叫的只是其中的一小撮而已，还有大量守候在电视机和电脑前的狂热分子。正是观众的关注造就了这些娱乐神话，而他们的支持反过来又与媒体的煽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下一部分将论述这点）。与以前静坐厅聆听交响曲相比，今天的娱乐事件总是以喧哗为其特征，但这种人为的尖叫与艺术的本真氛围截然不同。因为引起喧哗的与其说是艺术（而真正的艺术很可能具有安静的外貌），还不如说是假艺术之名的人——那些表演者，他们身上的光环与其艺术水平高低没多大关系，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遮瑕品（某些五音不全的明星敢做歌手正是这一道理）。正如本雅明所说：“为了弥补氛围的萎缩，电影在摄影棚外制造出‘名人’。依靠电影资本赞助的明星崇拜保存了名人魅力，而这种魅力早已只剩下名人的商品特性玩的骗人把戏。只要电影资本在拍板，那么当今的电影，除了对革命地批判传统艺术观念有所促进外，整体上讲，并没有什么革命功绩。”［1］277我们可以更加无情地指出，今天的娱乐文化除了巩固一种明星制度外，连电影的那丝批判精神也缺乏。这种明星制度牵涉的再也不是表演艺术本身，而是八卦、绯闻及其所支持的一切商业规则。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技术对传统艺术的所作的变革——“使事物脱离其外壳，摧毁它的氛围”［1］266——在今天的倍增。 　　 　　二 　　 　　然而，那些娱乐事业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会为自己辩护：如果娱乐神话只是技术制造出来的一个幻影，又如何解释其在民众中刮起的追捧旋风？对这种貌似有理的质疑进行顺藤摸瓜式的反驳，即可证明其立论的脆弱。 　　作些简单而合理的假设：如果没有娱乐，明星如何产生？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勾结媒体发放的暴雨似的资讯，娱乐风暴又如何形成？追星者又如何存在？可以说，追星者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人的上几代中没有形成追星族群就可反证这点——那时还没有制造明星的企业和制度。如果娱乐文化的制造者以人们爱看为借口反过来表白自己的无辜，那无异于“贼喊抓贼”。关于意识的这种操控与被操控关系，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2］10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在一个日趋富裕的社会中，技术而非恐怖已经成为压服社会离心力的突出标志。马尔库塞指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2］10。”在这种情势下，个人的内心向度——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被削弱了，这意味着人们的否定性思考的批判力量也消失了，因为前者正是后者的家园。“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2］12。”于是社会成为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而这种单向度的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和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作为这种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之一种，人们对娱乐的同一态度，正与当今人们普遍以高尚住宅、品牌轿车作为衡量成功之标志及向往之物的态度相吻合，两者都是对商品社会的必然反应。在马尔库塞看来，如果说早期的技术对人的奴役体现为机器对人的身体的支配，从而改变人们对人与物之间的看法，那么社会对人的操纵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不仅支配他的身体，而且支配他的大脑甚至灵魂。这一点在萨特的《辨正理性批判中》关于女工梦境的经典阐述中有着精妙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