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强奸犯如何评价被害女子

 现代人往往对罪犯的任何言行均不屑一顾，理由很简单，该人对社会犯了罪，笔者以为，这是有失公允的。从相对论的原则来看，再穷凶恶极的罪犯，依然还是一个人，是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人性。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大多犯罪之人，并非天生就是罪犯，邪念的生成往往出乎须臾之间，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即时性犯罪。

    古代有许多审案高手，科学地把握了这个原则和犯罪特点，依据罪犯的言行，窥测犯罪的成因和动机。就拿强奸犯罪来说，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就善于根据罪犯对受害人的忏悔，从中找出蛛丝马迹，作为案情轻重的判决依据，不枉杀，不轻纵，做到了公平公正。另外还有几个案例，通过施暴者的供述和忏悔，赵炎发现，强奸犯在实施犯罪前，对施暴对象的总体认知有着惊人的相似：美丽，性感，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然而，实施犯罪后，认知就出现了复杂的多样性，不能不令人深思。

    著名的《狄公案》，大家都不会陌生，看狄仁杰断案，很传奇，也很过瘾。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狄仁杰去山西巡狩，路遇告状者，案情是这样的：某县王员外之女君茹，携带丫鬟去庙里进香，被当地豪强周元宗发现并纠缠，丫鬟逃出报信，王君茹被强奸，当家丁赶到庙里时，周元宗已不知所踪了。此案报官后，县令派人抓了周元宗，碍于周家势力，一直悬而未决。因为案情基本清楚，狄仁杰在审理中，就着重于罪行的轻重，他问周元宗：「早识（此女）乎？」「未识，闻艳名久已。」「庙中者众，何独害王女？」「顾盼矣，惹人心火。」「有无唾骂相拒之举？」「先有之，后则顺矣。」狄仁杰根据这些细节，又询问了王君茹，证实无误，遂轻判了周元宗，充军陇右三年。

    在这则案例中，被害人王君茹先反抗后顺从，且没有丝毫自杀的举动，所以，狄仁杰认为中有暧昧，还是有些道理的。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一个大家闺秀在公共场合左右「顾盼」，确有引诱犯罪之嫌。而周元宗在施暴时，周家的家丁肯定在庙里做了清场，反抗固然徒劳，但若王君茹拚力挣扎呼救，庙外人众不可能毫无反应，周元宗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得逞。只能说王君茹生性风流，以至于被害。周元宗确实是犯了罪，按照唐律，强奸罪可以处斩，充军三年显然够轻，不排除存在权钱交易。

    唐武宗时期的名臣李德裕，也善于把握细节。文宗开成二年（836）秋天，李德裕在京城为官，曾审理过这样一则案子：草民李三狗状告其弟李小四强奸嫂子，致使怀孕，证据是李三狗结婚多年，妻子一直没有怀孕，即丈夫无生育能力，如今突然怀孕，必是弟弟所为。在审理过程中，李德裕发现，李小四和他嫂子年龄悬殊十余岁，且他非常敬重嫂子，但凡涉及嫂子的话题，他多百般维护，自承全部罪名。于是，李德裕又传讯了李三狗夫妻，得知李家兄弟自幼父母双亡，是嫂子养大了李小四。在确认奸情无误的前提下，李德裕做出正确的判决：叔嫂通奸致孕，嫂杖三十，李小四发配劳役五年。看似很荒唐的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李三狗的证据在古代是无法成为证据的，因为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可以确认他有无生育能力，如果不是李小四和嫂子本人承认，此案恐怕难以决断清楚。由此可以想见，李小四对嫂子，是由敬生爱，发展成通奸行为。在李小四心中，嫂子多半扮演了母亲和好女人两个角色，从恋母情结到夫妻情感的实现，李小四走远了。而作为嫂子，显然有着更多的考虑，首先是无后的心结，多年未孕，女人着急了，丈夫无能，只有找这个自己养大了的弟弟，其次还应该存在欲望的因素，弟弟比哥哥年轻，身强力壮，床第之欢必胜于兄。

    像这种案子，如果换做明朝的海瑞来审，估计结果要轻得多。据当年明月的说法，海瑞就有很深的恋母情结。但是，对于强奸案件，海瑞的判决还是很公平的。他做浙江淳安县令的时候，有乡民陈伦状告地主顾开义强奸其妹陈秀芝，在公堂上，顾开义大喊冤枉，说自己是花了钱的，陈秀芝其实就是不用去妓院上班的暗娼。他供述，路过陈家时，是陈秀芝主动在窗口挥动手绢，引他上楼，事后还收了他十两银子。可是，刚要离开，就被陈伦堵了个正着。经海瑞审理发现，陈秀芝并非暗娼，而是因家里穷，想赚钱买头饰，是以引诱顾开义，陈伦不知情，所以报官，也是实情。于是，判决如下：强奸罪名不成立，属于风化案件，念陈秀芝本为良家女，着以教育为先，顾开义既与有染，为全陈秀芝贞洁，令娶为妾，出彩礼纹银五十两，供陈伦谋划生计。一桩强奸案件被海瑞化作民事纠纷，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调解。

    关于陈秀芝，赵炎认为，她是沾了好人的光，也就是海瑞的光。女人受不了穷，就想出卖身体，莫说是在明朝，就是在今天，依然要被人戳脊梁骨，难怪他哥哥要去报官，因为他实在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估计，这个顾开义在当地是出了名的风流，或者确实长得相貌堂堂，否则，很难理解陈秀芝的胆气从何而来，一为钱，二为性，自古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