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曾录下毛公鼎的铭文，其中“我邦”“我家”并列，可见当时人的心目中，邦国与王室，已不能划一个等号。宫中与府中的分野，在汉代有明确的规定。大司农管国家财政，少府管王室的财务。毛公鼎铭以邦家分开为两个单位，殆是汉代观念的滥觞。蔡殷铭记载蔡任“宰”的纪录。策命礼中，另有一位宰舀襄礼，铭文：“王若曰：斋，昔先王既令女乍宰，司王家。今余隹乃令，令女舀，疋时各，死司王家外内，毋敢又不闻。司百工，出入姜氏令，厥又见，又即令，厥非先告，毋敢疾又入告，女毋弗善效姜氏人，勿吏敢又疾止从狱。”（白川静，1968B：101—107）当时已有宰舀任职，可是蔡（）也早在完王时即已任“宰”的职务，其任务是“司王家”，足见舀与蔡并不是前后任的关系，而是同时任宰。今王的任命也是吩咐舀与蔡分工合作，司理王家“外”“内”。下文对蔡的工作性质，则明确的厘定为出纳王后姜氏的命令，管理百工，有人要见王后姜氏，必须经过蔡，蔡也负责督察“姜氏人”——当是宫中的百工臣妾。本铭的二宰，舀的工作是大宰或宰，蔡的工作是内宰或宫宰。《礼记》“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郑注：“奄尹于周则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宫令，几出入及开闭之职。”正与蔡的工作性质相符（郭沫若，1957：103）。蔡是懿孝以后器，比毛公鼎早，是则在西周中期，大宰与内宰的分工，已象征邦国与王室有别了。

毛公鼎铭有卿事寮与太史寮同时出现。如陈梦家所说，史官系统的分化，使内史部分成为最有权力的机构（见本章前文）。令彝铭文中明保卿事寮及“舍三事令”，是以卿事寮当是三有事的僚属。相对的，史官由于常在王左右而渐变为王的私僚属，内史名称，即由此而来。卿事察当为汉代所谓“府中”的工作人员，而太史寮（实即内史）则是“宫中”的系统。中国历史上内朝与外朝的区分，列朝都有之。整个中国政府制度演变的趋势，常由内朝逐渐夺取了外朝的权力。宫中与府中的分野，及宫中的得势，其实在西周中期已经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