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寮，自然由史官系统衍生。史官的工作，不论其宗教的功能（如祝宗卜史）或纪录的功能（如掌书的职务），都代表传统的知识与掌握知识的能力。周代殷为中国的主人，殷代的史官挟其知识，仍在王室服务。白川静认为史官是殷遗，大体上是对的（白川静，1973：3—68）。这种工作人员不难构成一个世袭的僚属团体，属于职务，不属于个人。师父鼎，“用乃父官友”（白川静，1968：517），正因为承袭了官职，也就承袭了父亲的僚属。

周代史官的谱系，可能起源更在殷代以前。《国语》“楚语下”，观射父叙述祝宗的起源，前者是“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后者是“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

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其实这些职务，正是史官的工作。祝宗卜史连言，不为无故。观射父义接下去叙述由尧至于夏商，祝宗的系统不断，而在周代则有程伯休父是其后人，据说“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诗经》“大雅·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诗中的程伯休父，虽然统领师旅，官职却是尹氏。王国维指出，内史尹、作册尹独称尹氏，以其位尊。陈梦家以为尹氏是史官系统的首长。均已见前文。程伯休父由史官之长统兵，遂使观射父感慨为“失其官守”。由程伯一例，一方面可见史官世职渊源之长远，另一方面也可见西周晚期世官制度的渐渐崩解。本文前面提到舀世掌卜事，却又是成周八师的家司土，其情形与程伯的例子正同。太史寮与卿事奈的分立以及史官系统又分化为大史、内史、作册三系，而最后演变为内史最有权。这个现象使居于幕僚职位的世袭史官在实际政务上获得空前的影响力。其中若干成员由祝宗卜史转任卿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周策命金文中，常见有详细列出新任官员的任务，不仅有此人的职位，还有他该管的事务。在本文前节己列举不少例证。任务的性质大小繁易不等，有行政职务，有军事职务；有长期性的职务，也有一时的差遣。即使是承袭祖先的工作，策命中仍不厌其烦的列举，例如前举师西与询二人，受命指挥的军事单位，一个一个的列出。如果政治组织已经相当制度化了，某人任某职，其权力及职掌部已在规定之中，不烦一次一次重复说明。另一方面，西周政府中明明己有三有司……等等职衔，似乎职官的工作范围及性质已有大致的约定。一人的任命却又常包括许多不相关联的官职。同时，史官系统的官员，如上节所述，可以迁转于其他工作，则职务的划分，显然不如“人”的因素重要。大致西周由世官制度逐渐演变，走向制度化的方向，王朝的政府组织越来越确定化。可是这个过程并未完成，西周的统治即已结束。由西周金文策命文件中呈现的，遂不免是上述的过渡与混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