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嵩洛地区的环境最适宜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     嵩洛地区近似于西亚地区的新月形地带，温暖湿润的气候、星罗棋布的河汊湖泊，肥沃疏松的黄土地以及处于亚热带边沿的生物地理特征，既有益于聚落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产生。这一地区所分布的新石器文化，从裴李岗文化至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持续发展，早、中、晚各期自成序列，是其它地区不多见的。而且各文化遗存密集分布于近河的台地或谷地上，充分说明当时聚落的发展和繁荣。目前发现的五六十处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的东部边沿与黄淮大平原的过渡地带，尤以嵩山周围最为密集。因此，其文化内涵直接反映了嵩洛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根据对裴李岗文化遗存的分析，当时经济生活和食物来源有农业、渔猎和家畜的饲养等。并且农业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生产活动和食物来源。这说明早在八千年前，嵩洛地区就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中心。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其农业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定居更加稳定，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龙山文化时期，嵩洛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也大量增加。龙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有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窖穴，并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容器和■、■、■等酒器，说明当时的粮食生产已有了较多的储备并用来酿酒。然而，嵩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则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制约，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发展缓慢。［13］     定居生活和农业的发明是史前人类居住方式和社会生活上所经历的重大变革。而且，二者 是相辅相成的。史前聚落的典型形态，就是建立在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的。     同样，“文明起源也毫不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定居地方以农耕，游牧部落以畜牧，都要达到粮食生产者的阶段，然后才有转入文明的可能”。［14］     其次，地理环境是夏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     如上所述，尽管嵩洛地区以外的其它地区在古文化的发展上，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但因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是不同的。况且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能够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出现国家的自然条件，只存于黄土层地带。［15］嵩洛地区的远古居民，正是仰仗大自然的优厚赐予，仅利用木石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便能获得一定的剩余产品。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