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太和殿受降 　　日本急于脱离中国的根本原因源于日本人的劣根性，日本人向来是学习、吸收了其他国家的东西之后就将其视为己出，完全不承认之前借鉴他人的事实。对于文化而言，就是要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这种摆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再借鉴和学习中国的文化，而是不承认学习的事实，日本人这种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在近代化之后最为明显。 　　一直以来，日本国内有些人一直没有放弃过将日本与中国差异化，远到追溯宗源，近到当今现代化发展，似乎只有证明与中国有质的区别，才能彰显突出日本。然而，事实上又是怎么样呢？ 　　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知道日本文化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中国，这是不肯否认的事实，但是日本人似乎从来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非要把自己的文化独立于中国之外，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认为本民族的文化起源于中国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或者就是日本人的本性。总之日本人就是极力回避这件事情，尤其现代，日本人努力将自己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分割开来，着重强调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借以证明日本文化的独立性。更有甚者，为了达到证明日本文化是脱离中国文化的目的，甚至声称日本文明与世界四大古文明产生于同一时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圈，从根本上推翻文化起源学说。似乎不与中国文化划清关系就无法证明日本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日本人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却恰恰说明了中国对日本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日本急于脱离中国的根本原因源于日本人的劣根性，日本人向来是这样的，学习、吸收了其他国家的东西之后就将其视为己出，完全不承认之前借鉴他人的事实。对于文化而言就要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这种摆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再借鉴和学习中国的文化，而是不承认学习的事实，日本人这种思想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在近代之后就更为明显。 　　日本的很多学者都在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上大做文章，试图从文化层面上找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划清关系证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本质的区别，不仅不是来源于中国，而是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其实，可以将日本与中国差异化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最早是在日本近代之前，日本学者就开始谋划日本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企图以自我差异化的方式证明日本文化与中国无关；在此基础上，近代的日本又从新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中日文化的差异性；但在战后日本继续论证此种观点的时候怎么也无法理清同中国文化的关系了。 　　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文化本来就是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无论怎么狡辩都是无济于事的。还有就是在亚洲这个范围中日本的战争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不是几个学者出几本书得出几个论点就可以否定的。所以日本不止在文化上，在其他方面也是根本离不开中国。 　　在文化的层面上，从日本实现近代化之前的十八世纪说起，可以说当时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的代表，提到东亚文明就会联想到中国文明。因为当时东亚的文明圈就是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文明圈，而且整个东亚的国际秩序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虽然周边国家都受到了这种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日本似乎不甘于身处中国文明圈内，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试图在小范围内建立一个类似于中国文明圈的日本文明圈。 　　由于日本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对独立性的愿望。在7世纪，日本效仿中国建立了天皇制。进入了封建社会之后，日本就开始进入了角色，像中国一样以帝国的意识来对待周边的国家，终于在17世纪以后，德川日本的海禁体制建立使日本文明圈的实现成为可能。 　　虽然在此期间形成了所谓的日本“国风”，但是日本在思想意识上摆脱中国的影响并没有说得那么简单，不论是在18世纪，还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国为文化之根的思想始终没有完全消除。不过这没能阻止日本试图与中国文化区别开的思想的产生，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日本正式提出了日本文化固有性的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他们提出了国学，以此来肯定日本文化和国家的同一性。 　　有人认为这种思想观点的产生，主要是受到政治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影响。17世纪中期东亚的核心—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明朝灭亡，被清朝取代。这时，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异族王朝”的建立使中国的传统的权威大大降低了。因此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随之也发生了转变，日本人认为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觉醒了，意识到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重要，所以提出了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的主张。 　　日本那些国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文字的形成上与中国划清界限，日本的国学家们不认为日本的文字是源于汉字，而是借助汉字为日本文字的书写符号。因为这种说法在日本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人称此种观点为“汉字借来物”。这种学说观点满足了人们要求日本文化自主性的意愿，所以在日本社会中盛行起来，而且这种意识也不断深入到日本人的思想中，在很多修改过的教科书中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观点和论述。 　　日本在文字上同中国脱离关系之后，日本就把中国视为本质或本源与日本不同的国家，其中将这种思想形成理论提出的国学家就是本居宣长。他的理论观点是在否认中国价值观的基础上得出的，本居宣长认为中国儒学者所提倡的思想和道德意识的真正意图，是为谋求权利、是为获得或者巩固权势地位，不是所宣扬的那般仁爱。从而，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缺少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国家。这和“优秀”的日本民族来说具有本质的区别，在本质和本源上推翻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国学者虽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君主统治国家，但是这些学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是按照中国社会制度建立起来的。 　　日本近代化之后，一直对东亚地区保持中国文明论的状态颇为不满，希望打破这种局面，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文明论。之所以日本有此要求，其目的很明显，要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文化政治体系。当时日本的这种心态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中被诠释的一清二楚。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从欧洲国家学到了很多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所以日本经常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日本人认为既然日本是亚洲地区首先引入欧洲新文明的国家，那么日本就理所当然的是亚洲地区文化政治体系的中心，也就在此时日本提出了“脱亚论”。顾名思义，“脱亚论”就是日本要脱离亚洲，欲融入到先进的欧洲中，其原因就是因为亚洲的贫穷落后，日本人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嫌贫爱富的人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