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没大听过报恩的传说，虽然那本写日本人的名著《菊与刀》把情义写得娓娓动听。民间故事里倒是有一只报恩鹤，然而人不守信用，它伤心离去。常听说的是复仇。日本历史上有三大复仇，其中元禄赤穗事件尤为出名，今天在男女老少的心里也栩栩如生。 　　元禄是年号，事件发生于元禄十五年，即公元 1703年。赤穗是一个小藩，产盐，在今兵库县境内。藩主叫浅野长矩，官职为内匠头，不知何故对吉良义央(官职为上野介)怀恨，在幕府大内相遇，竟好似精神病发作，拔出腰刀就砍了吉良两刀。正当答谢天皇的敕使和太上皇的院使之日，尊崇皇室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怒不可遏，严令浅野即日切肚皮，并断绝世袭，没收领地。这下子赤穗藩武士都变成丧家犬。大石良雄是家宰，“万山不重君恩重，一发不轻我命轻”，连他在内纠集四十七人，月明星稀的拂晓冲进吉良宅邸，砍翻十几人，杀死吉良，用长枪挑着头颅到浅野墓前祭奠，然后自首待罪。这个事件到底算义举，为主子尽忠，还是枉法作乱，从幕府到学界议论纷纷，令将军左右为难。 　　若翻阅中国史，案例不难找，唐代就有个徐庆元，乃父被冤杀，他杀了县吏后投案。对此案，那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是这样主张的：绳之以法，也以此成全他杀身成仁，然后再大加表彰，立一个子报父仇的楷模。复仇伦理大概在世界上中国是发达最早的，日本 7世纪拿来中国法律，却不曾拿来复仇。自 12世纪末叶武士当道，引进复仇观，崇尚复仇，盛行复仇。推行文治的纲吉将军向一位皇亲请教，答覆是：为亡君复仇是无以类比的忠义，但赦免他们，倘若晚年有人堕落了，岂不有损于此次义举，不如现在让他们一死，佳话将流传后世。有时赐死也是仁慈嘛。纲吉到底做不来赵襄子，令大石等剖腹自裁。果不其然，街谈巷议更鼎沸，大加美化地搬上舞台，形成“忠臣藏”戏，至今不衰。赤穗有三百多武士，铤而走险的不过才四十余人，“忠臣”装不满一仓库。 　　我对这个复仇故事不以为然。汉初成书的《公羊传》诠释《春秋》大义，倡导复仇，哪怕百世仇也要复。以史为鉴，例如日军援助百济，被大唐打个落花流水，从此日本人卧薪尝胆，前赴后继地遣人留学，千年之后打一场甲午战争，在那片海上复了仇。不过，汉代对复仇已有所规制，父若有罪，子就不能复仇。浅野是咎由自取，虽然处死是过重了，而且处死他的是幕府将军，要复仇也该找他才是，可见这忠义是虚应故事。 　　《儿女英雄传》中有话：报仇的这桩事，是桩光明磊落见得天地鬼神的事，何须这等狗盗鸡鸣，遮遮掩掩。确实，在杀人上再没有比复仇更正大光明的了，以身试法也值得同情。人生在世，也就是“恩仇”二字，但报恩不易，复仇更难，那往往要杀人。于是，复仇就成了武侠小说的擅场，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杀他个痛快。读中国武侠小说，作者都绞尽脑汁给大侠找出复仇的理由，而且不停留在私仇的层次上，更要有国仇。日本人复仇不问是非。19世纪中叶，富山藩重臣山田胜摩被藩士砍杀，他的两个儿子知道错在父亲，没提出复仇。藩府却认为，即使父亲没有理，当儿子的不复仇也太不像话，于是把他们驱逐出境。藤泽周平有一个小说叫《又藏之火》，他本人觉得比获得直木文学奖的《暗杀的年轮》写得好。这个小说取材于历史事件，写的是又藏的胞兄万次郎行为不轨，夺刀拒捕，被亲戚丑藏砍杀。对复仇的执著是武家子弟的脸面和气节，又藏怀着一股无名火，截住丑藏决斗。丑藏杀其兄虽非本意，但尊重复仇的游戏规则，毫不辩解地应战，成人之美。双方都被称作义士，事件发生地立着他们的塑像。中国人只是把卧薪尝胆当作故事听，拿来做做诗，而日本人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复仇之多，哪个国家也比不上日本，甚而自杀也被用作复仇的手段。所谓以德报怨，在他们看来是有仇不报，轻蔑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