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而来的“和”，不仅成了日本的国号和国民称呼，而且还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价值。其起源为圣德太子（574至622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中除了第二条“笃敬三宝”为礼佛之外，其余十六条大部分来自儒学，尤其是受到《论语》的巨大影响。如“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一条）、“治民之本，要在乎礼。……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惹人善，见恶必匡”（第六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无信，万事悉败”（第九条）、“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第十五条）等等，置入儒家典籍中，毫无杆格之处。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宪法十七条”的基本思路：即“礼”与“和”，来自《论语．学而》的“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圣德太子来说，礼是不同关系的“行为准则”，如君臣、上下、同侪、官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准则”（礼）的实施（用），需要通过“和”之途径。“宪法十七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德目概念便是“礼”字（六次），并一再提及“臣道”、“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最后还概括性指出：“ 国非二 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第十二条）， 强调君臣关系是“礼”的本质。这种本文来源于千里马学术导航关系的理想境界（贵），需要通过“和”去达成，因此在867字不长的篇幅里，充斥着“和”及其近义词，如“顺”、“睦”、“谐”、“谨”、“ 慎”、“通”、“承”、“齐”等，拳拳之意，昭然若揭。

　　来自《论语》的“和”，本来就是一个组合或者团体内部关系的规范，如果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就是让一己的“个性”消融于集团的“共性”之中，也就是“宪法十七条”所说的“相共贤愚，如环无端”（聪明的和愚钝的共同从事，就像圆环一般没有首尾）、“我独虽得，从众同举”（虽然我独自行事亦有所得，却要跟随大众共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共”、“从众”和“同举”是以“礼”的规定作为前提，而在同一“组合”或者“集团”内部实行的，这可是视为圣德太子对《论语》里“礼”、“和”关系的精湛理解。孔子虽然在《论语．子路》篇里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观念作为对“礼”、“和”关系的补充，但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和”（和谐）的结果往往倾向于“同”（一致），孔子儒学，尤其是宋明以后的理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同”，“大同”是目标，“和”只是手段，这是儒学整体的时代局限。日语有个非常特殊的词汇“同和”，和中文词汇“统合”比较接近，“同”在“和”先，以“同”成“和”，相当能说明日本民族对“和同”关系的基本看法。以“不同”保持和强调“个性”的观念，由卢梭率先在《忏悔录》中提出，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欧洲开始兴起，但在东亚各国，“个性”理论传来较晚，还依然是个崭新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