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经题记看敦煌地区的阿弥陀佛信仰
党燕妮


原刊《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三秦出版社，2007年


阿弥陀佛信仰指信仰崇拜阿弥陀佛，希望死后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世界。阿弥陀佛，意译为无量光，或无量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以观世音、大势至两大菩萨为胁侍，在极乐净土实践教化、接引众生的伟大弘愿，是我国佛教界最熟稔、信徒最多的佛。阿弥陀净土思想和阿弥陀信仰在东汉、两晋时期萌芽，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4世纪时流行我国南方，当时的信众主要是贵族士大夫和僧人。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走向民众化，信仰群体由名士高僧逐渐发展到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阿弥陀佛信仰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信仰，风靡一时，影响巨大，信徒无数，逐渐形成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民间佛教信仰格局，直到今天，人们还时时以一声“阿弥陀佛”来祈求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现存大乘经论中，记载阿弥陀佛及其极乐净土之事、含有赞颂阿弥陀佛内容的经典者有二百多部，约占现存大乘佛典的三分之一，[1] 可见阿弥陀佛信仰深入人心。这些经典中，影响最大的是被后世尊奉为“净土三大部”的《无量寿经》二卷、《阿弥陀经》一卷和《观无量寿经》一卷。

《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经向信众描绘了一个十分美妙的西方极乐世界：极乐国土无上庄严，草木茂盛，空气清新，梵殿宝塔，肃穆庄严，环境优美，幽雅清静。地面、树木、楼阁全都是由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磲、玛瑙等七种宝物铺成，闪耀光彩，瑰丽无比。七宝池中充满八功德水，池底纯以金沙布地，上有七宝装饰的楼阁，池中挺立着七宝莲花，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池边有七宝树环绕，还有妙声自然的众鸟。这里的众生不愁吃穿，饮食衣服都是应念而至，随意而取。居住在这里的众生都无烦恼，唯受诸乐，没有任何痛苦忧虑。尘世间的各种人生苦难，在这里都见不到，所以叫极乐世界。这是一幅令人醉心的古代理想国的蓝图，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平等和谐的社会生活，衣食无忧、身心健康的芸芸众生。

敦煌与中原地区阿弥陀佛净土信仰流行的历程相一致，地处西北的敦煌在北朝时期就已经有《无量寿经》的抄写和无量寿佛造像，显示敦煌已经有了崇拜供养阿弥陀佛的信徒。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敦煌阿弥陀佛信仰在唐五代达到了极盛，并长期持续不衰。敦煌文书和艺术品中有关西方阿弥陀佛信仰的资料十分丰富，[2] 本文拟通过对有关写经题记的分析来考察敦煌地区阿弥陀佛信仰的演变历程。





一、北朝写经



敦煌现存最早的有关阿弥陀佛的写经，是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北魏神瑞二年(415年)王澄为父母供养抄写的《无量寿经》，其题记云：



佛说无量寿经上

大魏神瑞二年四月，弟子王澄为父母供养经。[3]



北魏永平二年（509年），比丘建晖为七世父母、先死后已写《入楞伽经》、《法华经》、《无量寿经》等经（北京图书馆藏1276《入楞枷经卷二》写经题记）。[4] 题记中建晖祈愿脱离女身，后成男子，是一位比丘尼，与书道博物馆藏西魏大统二年（536年）《大般涅槃经》写经人比丘尼建晖应当是同一人。二题记中用语亦相似：



夫至妙冲玄，则言辞莫表；惠深理固，则凝然常寂。淡泊夷净，随缘改化。凡夫相识，岂能穷达。推寻群典，崇善为先。是以比丘尼建晖，为七世师长父母，敬写《涅槃》一部、《法华》二部、《胜鬘》一部、《无量寿》一部、《方广》一部、《仁王》一部、《药师》一部。因此微福，使得离女身，后成男子。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大统二年四月八日[5]



从中我们知道这次写经也有《无量寿经》。

上海图书馆藏第100号《无量寿经》卷下题记云：“瓜州刺史元太荣所供养经，比丘僧保写。”此件文书无纪年，池田温先生判为约530年。[6] 北魏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的写经，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多件，根据P. 2143文书，普泰二年(532年)元荣造《无量寿经》一百部，说明西方净土经典和阿弥陀佛已受到敦煌当地信众的崇拜，故元荣才会选择此经作为供养经。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北魏永熙二年(533年)比丘惠恺抄写《宝梁经》，题记曰“愿因此福，使恺七世父母、师长父母、现在眷属及以知识、一切含生有识之类，弃此微福，愿托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长求三趣，永与苦隔海。” [7] 祈求来世托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西魏元年壬申（552年），辛兴升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妻子亲眷写《无量寿经》一部及《法华经》、《药师经》、《护身命经》等三部经，祈愿儿女得还家相见，现藏于书道博物馆。[8]

从这些写经题记可以看出，敦煌在北朝时期就已经流行无量寿（阿弥陀）佛信仰，《无量寿经》是人们作功德常抄写供养的经典。值得注意的是，抄写供养《无量寿经》者，都没有提到西方净土，只有比丘惠恺抄写《宝梁经》却祈愿托生西方无量寿国，说明北朝时期敦煌的无量寿（阿弥陀）佛信仰以崇拜佛为主，而无量寿佛的西方净土尚未受到一般信众的重视。

敦煌石窟中的造像遗存也说明了这一点。敦煌现存最早的无量寿佛造像见于西魏第285窟，该窟东壁门北有一铺一佛四菩萨四弟子说法图，佛结跏趺坐，手作说法印，四菩萨在前，四弟子在后，都是立像。佛身光左上方题“无量寿佛”，四菩萨自左至右分别题“无尽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大势志(至)菩萨”，四弟子左起至右为“舍利弗之像”、“阿难之像供养佛时”、“摩诃迦叶之像”、“目连之像”。[9]洞窟北壁也绘有两铺无量寿佛说法图，一铺是施主滑□安造于大统五年(539年)四月二十八日，另一铺是施主滑黑奴造于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两方发愿文相同（施主名、日期不同）：



夫从缘至果，非积集无以成功，是以佛弟子滑黑奴，上为有识之类，敬造无量寿佛一区并二菩萨。因斯微福，愿佛法兴隆，魔事微灭。复愿含灵抱识，舍三途八难，现在老苦，往生妙乐，齐登正觉。

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一日造讫[10]



在一窟内出现三铺无量寿佛的造像与题记，足以说明在当时已有许多无量寿佛的信仰者。第285窟无量寿佛造像和上举写经，都显示出北朝时期阿弥陀佛信仰就已经在敦煌流行，将佛称作无量寿佛时期。



二、隋代写经



隋代敦煌阿弥陀佛信仰有了更大的发展，写《无量寿经》者很多，写经题记中开始出现祈愿往生到无量寿国。日本京都博物馆藏宁庆妻石元妃开皇元年（581年）写《大般涅槃经》卷3题记云：



大隋开皇元年正月十五日，佛弟子宁庆妻石元妃敬造《涅槃经》一部、《华严》一部、《法华》一部、《方等》一部、《无量寿》一部、《金刚般若》一部、《维摩》一部、《请观音》一部、《胜鬘》一部、《药师》二部。持此功德，愿七世父母，现存眷属及法界众生，悉愿同此善根，成无上道。[11]



北鳞字039号（B. 0104）《佛说无量寿宗要经》题记为“白衣贾伏生写”，北官字039（B. 0105）《佛说无量寿宗要经》题记为“白衣赵业受持”。津艺007开皇元年(581年)张珍和夫妻写《大般涅槃经》卷28，题记中已有愿生无量寿国的提法：



清净士张珍和夫妻，同发善心，减割资财，敬写《涅槃经》一部。愿七世师长父母、所生父母、合家大小，并生无量寿国，普及法界含生，皆同此愿。开皇元年岁次辛丑八月十一日。



这是敦煌文献中最早出现无量寿国名称的有纪年写经。北霜字28号 (B. 0102)卷子是比丘法鸾及其未出家的兄弟为他们去世的父母敬写的《无量寿经》，以报养育之恩，题记云：



盖闻安养国者，乃是西域之净土，而道殊斯刹。故法藏大士阐弘誓之妙因，迹登圆觉以为证，十地玄轨以镜囗，观音大势志(至)以弼化，受乐汪汪，胎刑绝识。窃寻慈典，辨九品开总群或(惑)，囗终发心十念，获果长存，解说书写，以迹难宜……是以比丘法鸾，与俗兄弟酸心同感，仰惟养育之情，恩深巨海，报之惘极，减割身资，为亡考妣敬写。[12]



此写本抄写年代大约是6世纪，题记中讲到安养国即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二胁侍菩萨观音势至、九品（往生）、十念（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等，表现出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净土及九品往生等概念已进入信徒思想观念之中。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十方千五百佛名》(大约6世纪) 尼道明胜题记：



是以谨割衣资之分，建（书）写《无量寿》一部、《十善》一部、《药王药上》一部、《千佛名》一卷、《涅槃》一部、《大方等陀罗尼》一部、《大通方广》一部。因微福，愿七世父母师长父母所生因缘，往生西方净佛国土，若悟洛（误落）三涂（途），使濩汤囗止流，刀山以为宫殿。现在之身，尘罗之蔽，云飞雨散，胜善之果，日晕重集，有有一切众生，一时成佛。[13]



S. 4553《大通方广经》卷上令狐妃仁写经题记云：



大隋仁寿三年(603年)二月十四日，清信女令狐妃仁，发心减割衣资之分，敬写《大乘方广经》一部。愿令七世父母及所生父母、见在家眷，所生之处，值佛闻法，与善知识共相值遇。命过已后，托生西方无量寿国，及法界众生，同沾斯愿。清信女任是是，亦劝化助写供养。妃仁息男吕胜遵持心供养。息女阿漫存心供养并愿同上愿。



P. 2276楹维珍写《优婆塞戒经》卷11题记云（北大D083《优婆塞戒经卷第二》、甘博005《优婆塞戒经卷第七》题记同）：



仁寿四年（604年）四月八日，楹维珍为亡父写《灌顶经》一部、《优婆塞》一部、《善恶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百问事经》一部、《千五百佛名经》、《观无量寿经》一部。造观世音像一躯，造卌九尺神幡一口。所造功德，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此时已有《观无量寿经》的抄写。津艺143中也有隋大业十年（614年）三月的《佛说无量寿观经》经轴题记。该经曾经给中国净土思想的形成以强有力的推动，并促使出现了一个净土念佛的群众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阿弥陀佛信仰的盛行。



三、唐五代写经



经典的抄写和流通一直是佛教提倡的功德活动，写经也是信众重要的信仰表达方式之一。敦煌民众大量抄写《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经，祈愿成佛，祈愿国泰民安，希望七世父母和自己、家人能托生到西方阿弥陀佛国。还有抄写其它经典以祈愿往生西方净土的，反映出敦煌民众以阿弥陀佛和西方净土为对象所作的各种功德越来越多，阿弥陀佛信仰越来越普遍。

如S. 2231唐贞观元年（627年）《大般涅槃经卷卅九》令狐光和补写题记：



令狐光和得故破《涅槃》修持苄得一部。读诵为一切众生、耳闻声者，永不落三徒（途）八难，愿见阿弥陀佛。

贞观元年二月八日修成讫。



这里首次出现了阿弥陀佛的名字，此距上述开皇元年(581年)津艺007《大般涅槃经》张珍和题记首次出现“无量寿国”名称仅四十多年，显示出自隋到唐初这一时期无量寿佛名称逐渐改为阿弥陀佛的情形。[14]

P. 2881《妙法莲华经卷第一》题记：



总章三年（670年）三月廿四日，清信女孙氏为亡母敬写《法华经》一部，愿亡者神生净域，面睹弥陀，法界含灵，俱登佛道。



这是抄写《法华经》祈愿亡母托生西方净土，面见阿弥陀佛。S. 1515则是佛门信徒张氏抄写《观无量寿经》和《观音经》，祈愿以此功德七代父母及法界苍生俱登阿弥陀佛净妙国土：



大唐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廿八日，佛弟子清信女张氏发心敬造《无量寿观经》一部及《观音经》一部，愿以此功德，上资天皇天后圣化无穷，下及七代父母并及法界仓（苍）生，并超烦恼之门，俱登净妙国土。



日本京都博物馆藏《观世音经》也是宋才干为亡父而写，祈愿亡父托生西方极乐净土：



永淳二年(683年)三月九日，弟子宋才干谨为亡父敬写《妙法莲华观世音经》一卷，伏愿已亡之父，托生西方极乐净土。[15]



S. 2863索仁节写《观世音经》题记：



文明元年(684年)六月五日，弟子索仁杰写记。愿七世父母，所生父母， 托生西方阿弥陀佛国，并及兄弟妹等，桓（恒）发善愿。



S. 2157天授二年(691年)比丘尼善信写《妙法莲华经》卷4题记：



灵修寺比丘尼善信，知身非有，浅识苦空，遂减三衣之余，敬为亡妣写《法华经》一部。以此功德，愿亡妣乘斯福业，上品上生，见在安乐，普及含灵，俱同妙果。



北大D050《观世音经》令狐兰题记：



菩萨戒弟子令狐兰，知身非有，浅识苦空，知己非身，将知易尽，今有男孙女观音早纵风烛，永绝爱流，恐溺三涂（途），重染胞胎之缘，遂发心敬写《观音经》一卷。庶使三涂（途）心苦，八难亭酸，亡者沐浴八水之池，常游净度之界，见在安乐，俱勉盖缠，法界苍生，恒念观音，咸同离苦。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卅日写。写人上柱国子张晋朝，为阿娘敬礼常住三宝，故记之也。



S. 3542《佛说阿弥陀经》题记：



长寿三年（694年）六月一日，佛弟子翟氏敬造《阿弥陀经》一部。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观世音经张万福题记》：



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正月一日，清信士张万福并妻吕先从沙州行李至此。今于甘州并发心，为所生父母及七代父母及身并妻息等，减割资粮抄写《观音经》一卷。愿成就已后，受持转读。灾影远离，恒值福因，见存者永寿清安、亡者托生静(净)土，乘此愿因，俱登正觉。[16]



S. 2424李奉裕写《阿弥陀经》题记：



景龙三年(709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时写了。十二月十一日清信女邓氏造《阿弥陀经》一部。上资天皇天后，圣化无穷，下及法界众生，并超西方，俱同上品之果。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孔含光抄写《无量寿观经缵述》题记：



天宝十三载(754年)七月十四日弟子孔含光写毕……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17]



S. 3115《佛说无量寿观经》题记道出沙门昙皎的心声，他为普化有缘者而抄写此经一千部，发愿使一闻、一见、一念、一称者，皆得上品往生，同入弥陀之国：



盖骨笔传经，远求甘露之味；剪皮写偈，深种般若之因。沙门昙皎，普化有缘，敬写此经千部，冀使一闻一见，俱得上品往生，一念一称，同入弥陀之国，逮霑有资此妙因。



由此题记我们可以窥知，此时称名念佛已成为阿弥陀佛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北翔068（B. 436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中就指出念阿弥陀佛七遍的念佛法：



开元十一年（723年）十一月十日写了。为七代先亡及所（生）父母、一切法界众生，敬写《金刚》一卷。愿读诵者念阿弥陀七遍，俱免盖缠，咸同此福。



S. 1864《维摩诘经》卷下题记：



岁次甲戌年（794年）九月卅日，沙州行人部落百姓张玄逸，奉为过往父母及七世先亡、当家夫妻、男女亲眷及法界众生，敬写小字《维摩诘经》一部，普愿往西方净土，一时成佛。



S. 4631《观无量寿佛经》题记：



净信士胡思节夫妻因患敬写受持。



北重037（B. 0212）《佛说无量寿经》题记：



弟子李氏受持。



北柰042 (B. 3901)《金刚经陀罗尼咒》写经题记（9世纪初）：



为亡比丘尼写《法华经》一部，写《金光明经》一部，《金刚经》一卷。已上写经功德回施亡比丘尼，承此功德，愿生西方，见诸佛，闻正法，悟无生。又愿见在合家平安，无诸灾障，未离苦者愿令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未发菩提心者愿早发心，未成佛者愿早成佛。巳年六月廿三日写讫。[18]



北芥035（B. 0163）《佛说阿弥陀经》题记：



施主清信佛弟子诸三窟教主兼五尼寺判官法宗、福集二僧，同发胜心，写此《阿弥陀经》一百卷，施入十寺大众。故三业清净，罪灭福生，莫逢灾难之事，比来生之时，共释迦牟尼佛，同其一绘。



S. 2723《赞阿弥陀佛并论上卷》为景云二年（711年）三月十九日张万及所写。S. 1910《阿弥陀经》为孙思忠于开元八年（720年）四月八日所写。

从以上写经题记我们可以看出，有的信众抄写《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净土三经，以求上品往生到西方净土；也有的信众抄写《法华经》及从《法华经》中抽出单独流行的《观世音经》，祈愿生西方净土。《法华经》经中有信仰《法华经》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记载，而观世音菩萨在弥陀净土经典中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菩萨和往生人的接引者的形象，所以抄写《观世音经》，则观世音菩萨不仅救苦救难而且还能接引亡人往生西方净土。阿弥陀三尊中的观世音菩萨与《观世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融合在了一起。

这些写经既有西方净土经典，也有非净土系的经典；既有为现世眷属作功德祈福，也有为亡者追福；写经目的既有祈愿成佛，也有祈愿往生到西方净土世界。这反映了敦煌民众以阿弥陀佛和西方净土为对象所作的各种功德越来越多，阿弥陀佛信仰越来越普遍，信众遍及社会各阶层，不论专崇的经典是否为净土经典，他们的终极信仰大多归向阿弥陀佛西方净土。除题记中写有写经缘由、回施发愿等内容的写经外，敦煌文书中还有大量仅署写经者名字及未署写经者及时间的《佛说无量寿》、《观无量寿经》等经，同一人写同一经几部、十几部甚至几十部上千部者有之，表现了唐五代阿弥陀佛信仰的盛行。

从写经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地区阿弥陀佛信仰从兴起到盛行的轨迹，隋唐时期敦煌弥陀信仰逐渐从佛像的崇拜转向对弥陀净土的向往，早期以尊像为主的观想、礼拜、崇敬，到后来对弥陀净土的神往，修持方式也由观想念佛转到称名念佛，弥陀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开始深入到佛教徒的信仰中，唐代阿弥陀佛信仰达到了极盛，并长期持续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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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39页。

[2] 有关敦煌西方净土信仰资料及研究史，王惠民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详见王惠民：《敦煌西方净土信仰资料与净土图像研究史》，《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3]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62条，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第81页。

[4]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152条，第100～101页。

[5]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09条，第119～120页。

[6]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07条，第119页。

[7]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04条，第118页。

[8]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37条，第126页。

[9] 施萍婷：《敦煌石窟全集·阿弥陀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页。

[10]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17页。

[11]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289条，第138页。

[12]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395条，第162页。

[13]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407条，第164页。

[14] 砺波护先生认为S. 4553《大通方广经》是首次出现无量寿国名称的写经，进而推定这一时段为二十多年，当因未见到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经之故。见[日]砺波护著，韩昇、刘建英译：《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15]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639条，第233页。

[16]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670条，第241页。

[17] 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876条，第302页。

[18] 池田温判定为9世纪初写本，见《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1265条，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