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地方志的繁荣

时间: 2014-06-21 14:45    来源:         点击:
  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它是一种记载地方史的书籍,往往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其疆域、山川、建制、沿革、户口、物产、城廓、风俗、人物等内容,有较高的地理价值,因此,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晋宋以前,方志著作极少附图,地图虽有说明,但名目上还以图称,不与方志相混。宋齐以后,方志著作渐渐附上了图,这样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加强了地理著作的科学性,这是方志编撰史上的进步。随唐时期,这类有图有经称作图志 、 图经 的著作便大量涌现。

  隋统一中国后,在大业年间(公元603- 618年), 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 (《随书?经籍志》)。由中央政府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自隋开始。隋王朝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区宇图志》129卷, 卷头有图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性总地志。《诸郡物产士俗记》151卷;《诸州图经籍》100卷。据《太平御览》引《隋大业拾遗》记载,这些图志、图经 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 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早已佚亡,我们不能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唐代对编造图志和图经也很重视,中央政府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3年(一度改为5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为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 《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 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 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唐代曾有50多个州修有图经,其数量可以想象。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个残卷,可以看到唐代图经的大致面貌,但其中图已经没有了。全国性的地志、图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如魏王李泰邀集学士肖德言等编撰的《括地志》550卷,外《序略》5卷;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40卷;贾耽撰的《古今郡国道具四夷述》40卷;《贞元十道录》4卷等;孔述睿撰的《地理志》等等。唐代的文风极盛,方志的繁荣,可见其一个方面。由于当年的著作只靠手抄,其流通数量必然有限,加上以后多逢战乱,它们大都已散失。这些全国性的总地志、图志,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最为出色,它是一部集魏晋隋唐地志之大成的代表作。

 李吉甫(公元758- 814年),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宦官家庭, 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中书侍郎裴珀病逝,第二年 授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暴病身亡。李吉甫一生论著甚多,在地理学方面,先后撰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等。2 p-

  《元和郡县图志》40卷,目录2卷。现存34卷。是李吉甫晚年(公元813年)当宰相时,向宪宗皇帝献上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内容记述了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 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镇,成40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 (《元和郡县图志序》)。南宋时,图尽散失,遂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总结了前人所撰地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正如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指出,过去所撰地志 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 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改进。一是注重了当今要素的记载,注意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在书中多用数字表达,是这一部志书的显著特点。二是摒弃那些注重 丘墓 、 鬼神 的做法,虽然他有时也不免落入神话故事的圈套,但还是保持住了方志编写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是注意军事要素的记载和绘制,把方志的编写和军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 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 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李吉甫的努力,尽管到南宋时其中图已亡佚,后世仍然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 州郡都城山川 都有据可查, 无不根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其 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可见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来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在世界地理史上也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

 方志的编写,发展到隋唐时代,不仅体例日趋完善,而且地理内容也较过去增多,尤其是附之于图,达到了图文并茂的程度,是方志编撰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方志著作外,隋唐时期在其它一些著作中也多有地理性专篇,如杜佑的《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全书200卷,列八门,地理门有《州郡》、《边防》两篇。《通典?州郡》而打破了历代正史地理志偏重于本朝的局限性,叙述各行政单位在前代的沿革,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

  可称得上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篇章。《通典?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夷传采集资料,突出边防作用,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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