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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三、废好恶、去享乐。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注：《商君书·弱民》）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他说：“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注：《商君书·开塞》）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及人们的纵欲，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使人们的智巧得以发展，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声服无通于百县”，这样，人民就会“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在物质方面，他还提出要抬高物价，加重税收，使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ｓｈì＠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注：《商君书·垦令》）历史网&U.f |Q/nYV mcL
商鞅一方面主张废除人民的好恶、享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为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他说，君主必须懂得和了解人民好恶的心理现象。他主张，因为人民好赏，所以就要用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人民恶刑，所以就要用刑罚来威逼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使人民在自己的好恶面前感到迷茫，不让人民去思考，使之愚味，使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统治者的指挥下去进行，从而达到其愚民强国的目的。历史网l2z5|`9@U"u h"{b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