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一位学者关于秦代历史的札记，其中论及秦代（指秦始皇时代）没有“提出一个理想来”，所有的诏书“没有一个说建国的目的在哪里”，因而得出秦代是一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的帝国的结论。这样的观点虽有汉初的“过秦”论作支持，但对于秦始皇来说却是一种不太公平的理解。实际上，秦始皇并不完全是在战国混战的历史中走出来的一位暴君，也不能把他的行为完全看作统一以后秦代社会的对立面，在砸碎旧的政治秩序之后，秦始皇也有关于新的社会秩序建设的思想。只不过有些历史的真实往往藏在历史的细节之中，不去悉心体会，不做具体分析，是很难挖掘出来的。现姑从沙丘遗诏说起。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出巡东南之后西归的秦始皇在沙丘病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临死之前，给公子扶苏留下一道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指要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参与葬礼。这道遗诏在《李斯列传》中还有“以兵属蒙恬”及“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诸语，可见遗诏的实态究竟如何很难知晓了。秦始皇有20余子，胡亥是他所爱的小儿子，并且当时就在他的身边，扶苏虽是长子，但秦始皇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他，那么这道遗诏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赵高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他告诉胡亥：始皇独赐长子书，是明确表示要立扶苏为皇帝。胡亥也认为父亲的意思就是如此。此后赵高与胡亥、李斯密谋逼死扶苏并造成秦代历史的重大转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了。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与他的长子扶苏之间在思想上并不协调。如秦始皇坑“诸生”于咸阳，扶苏就曾劝谏。史书记载，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这与刚愎自用，“乐以刑杀为威”的秦始皇在性格上似乎很不相同。史书又说，扶苏屡次上书，“议时政”。这种矛盾后来发展到秦始皇难以容忍而把他赶到边郡监军为止。既然如此，秦始皇为什么临死之前又要把他所创立的帝国交到这个与他治术不同的长子扶苏手中呢？我想，从秦始皇的个性看，他选扶苏作为接班人的理由恐怕与扶苏身为长子并无太大关系，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秦始皇从心里认识到帝国需要一位能够安定天下的统治者，而胡亥及其他诸子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汉初政论家贾谊认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战争、是进攻、是夺取，“守”是安定、稳定、保全。那么，秦始皇在统一以后的十几年里在社会建设上是否只有破坏、暴政，而毫无建树呢？秦始皇是否在“取”与“守”的问题上没作一点思考呢？考之史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