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发生在汉四年的灭齐战役，包括汉人在内的传统看法都是韩信利用郦生对齐的成功游说，趁人不备时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如汉人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直指韩信、蒯通之遭遇为其对郦生不仁的结果。后人也多附会这一评价。如明人唐顺之曰：“信之杀郦生，实所以自杀也。贪一时之功，不顾违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含谗之口，而辄杀有功之人，是干天诛也。迨其夷族之后，人皆言汉高没淮阴之功。孰知淮阴已先没郦生之功也。人皆言汉高以无辜而戮淮阴，由知淮阴以无辜而烹郦生也。天道好还，岂偶然哉。吾于是而益信报复之不爽矣。当沛公过高阳时，陈留令何罪而生杀之。嗟嗟郦生，一自反焉。当亦无憾于地下矣。”[1]明人丁奉也说：“郦生之说下齐也，高帝之命也，非郦生之擅为也。韩信妬郦生之功，独不畏高帝之命，而必齐之击，以致郦生之烹。是其震主之威，既为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为帝之所衔，则淮阴夷族，不待云梦之擒，而显蛔击齐之曰矣。”[2]不难看出，这种因果报应说与刘向的观点一脉相承，而刘向的结论又是来自《史记》，但司马迁对韩信结局的评价着眼点不在此，其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3]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将郦生之死完全归之于韩信，只是后世的评论家得出这个结论，并且以此结论影响着后世对史实的评判。然而，考之于史，灭齐问题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韩信对齐的突然袭击，而是汉有预谋的一场会战。试论如下。一、灭齐是当时战局发展的需要从汉二年开始的楚汉战争，这时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战争开始后不久，即汉败彭城后，以刘邦为首的汉军主力就与项羽为首的楚军主力相持于荥阳一线。其间，以韩信为首的汉势力已陆续平定了北方。天下的大势是，楚汉相持荥阳依旧，但汉的后方已得到安定。魏、代、赵已为汉势力平定，燕国也表示臣服，汉可以一心一意与项羽对抗。反观楚国，形势远非汉可比。楚最大的盟国九江虽然地倂入楚，但其王黥布加入了汉的阵营，被项羽击败后，得汉资助又在九江一带继续作战，牵制楚军。楚的另两个盟国衡山、临江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中立。楚的侧翼有敌对的齐，尽管两国暂时处于休战状态，但楚的戒心丝毫不能减轻。可以看出，楚这时基本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仅如此，汉的势力在楚地，亦不容小觑，灌婴、靳歙的军队时常骚扰游击，此二人是汉军中战力最强者，给楚造成的麻烦估计不会小。彭越时附时叛，对楚的打击更大。应该说，楚国此时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改变荥阳对峙的态势。当时的战局正如时人娄敬所说：“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4]另有《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言汉王病创也。”估计这些创伤都是在楚汉相持荥阳时落下的。因此，汉阵营在楚地制造的麻烦，看来还不足以改变战场颓势。当此之际，开辟第二战场或曰其它战线就成了当务之急。从汉三年起，刘邦先采纳了袁生的建议，派黥布入宛叶间；继而又让刘贾率军助彭越击楚。[5]黥、彭二人后世以为与韩信同功一体，其作战能力应该相当可观，但这两路人马取得的战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可能是，这两路人马都不是汉军的主体，充其量是友军。显然，在帮助刘邦达成目标的时，他们一定还有自己的打算。因此，他们在助汉的过程中，难免有所保留，不可能全力以赴。在这个背景下，刘邦亟需开辟一个以汉军为主体的第二战场。于是就是有了韩信击齐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