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提出了“以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和“颁赐有功者”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以治为胜”。所谓“治”，就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为先”。部队缺乏教练，就会“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教练的方法是：“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论将》）号令严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应变》）“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中实行“什伍相保”。如此，则“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严刑明罚”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赏”来激励士气。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杀”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仁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