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有两个尉缭。一个是魏惠王时人。另一个是秦王政时人，曾做秦的国尉。而《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则是魏惠王时的尉缭。其生平事迹，因为史简有阙，已不可详考。

《尉缭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记载。其杂家类说：“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兵形势家说：“尉缭三十一篇。”可见，《尉缭子》在汉代不但已经流行，而且还有两种传本。但是，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只收录了杂家《尉缭子》。魏征所著《群书治要》收录的《尉缭子》四篇与今本相同。新、旧两《唐书》的《艺文志》、《经籍志》也把《尉缭子》列入杂家。但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时，则把《尉缭子》列为兵家。后来北宋元丰年间编《武经七书》，也把《尉缭子》收入。由此，杂家《尉缭子》变成了兵家《尉缭子》，相沿至今，尚存二十四篇。但明胡应麟认为亡佚的是杂家《尉缭》，清修《四库全书提要》肯定这一说法，范老从之，恐与史实不符。

南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尉缭子》为伪书。此后，学术界即斥《尉缭子》为伪书。直到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尉缭子》，这段历史疑案始告白于天下。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