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孟子·万章下》说,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盐铁论·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